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吗

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会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产生错误引导，识别和降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以2015-2019年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如何影响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显著抑制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出于对声誉和预期收益的考虑，经验丰富的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会降低对收函公司的关注度；虽然年报问询函降低了分析师跟踪意愿，但却提升了继续跟踪收函公司分析师的努力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结论表明，交易所的非处罚性监管制度，通过甄别效应缓解了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提升了分析师预测报告质量。     

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与本地优势

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中介作用,其信息来源及获取方式会直接影响信息处理的质量。本文从分析师对企业年度盈利预测的偏差出发,基于对分析师与公司地域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在预测那些所在地与分析师隶属的机构同属一个省份的公司时,预测结果更加准确,这种本地优势与公司高成长性及公司国有性质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我国分析师的本地优势与个人本身的乐观性并无关系,可能更多与信息优势相关。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治理环境对高管减持获利性的制约作用研究——基于中国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部人交易相关理论,笔者以2010年~201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减持交易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高管减持所获超额收益与公司治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减持能够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并且高管减持的超额收益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与地区法制环境、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关系不显著,这表明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遏制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的信息获利行为,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差异对高管通过交易获取超额收益的影响不大。     

会计稳健性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分析

以2007～2011年我国沪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会计稳健性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会计确认和计量时谨遵会计稳健性原则有助于缩小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即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会计稳健性越高,证券分析师对其的盈利预测越准确,分歧度越小;会计稳健性还能弱化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倾向,即会计稳健性越高,分析师的乐观度越低,但会计稳健性对分析师盈利预测悲观倾向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的证据

高管减持过程中是否会利用其内部人优势来谋取私利,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间国内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为对象,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样本,系统研究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异常上升,即存在主动管理媒体披露的现象;而且,在减持不同时期,其主动管理策略也不一样。此外,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对管理媒体披露的动机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对其没有明显影响。策略性媒体披露在短期内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高管通过高位减持来实现财富转移,长期看则会导致股价反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高管会利用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进行"搭便车"减持。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公司媒体(信息)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策等方面具有启示性意义。     

股权投资背景下券商独立性研究——基于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的视角

本文以2004-2012年具有券商股权投资背景的IPO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不同背景分析师在锁定期前后"乐观"倾向及预测准确性差异,探讨股权投资背景下券商潜在利益输送问题。研究发现:有股权投资的券商分析师对目标公司的股票评级比其他分析师表现出额外"乐观倾向";券商分析师的"乐观倾向"抵消了其信息优势,并使得其盈利预测准确性劣于其他独立分析师;在股票锁定期解除以后,股权投资分析师的"激励非中性"导致其盈利预测误差进一步扩大。     

好天气会增加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吗?——以分析师企业调研为背景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天气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的影响,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匹配分析师调研数据和各地天气数据研究后发现:调研日天气越好,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越大,尤其当管理层能力和分析师学历越低,以及分析师跟踪上市公司数量越少时,好天气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既从分析师角度拓展了资本市场参与主体非理性决策的相关文献,又突破了经典金融学理论框架,为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提供了一种天气视角的解释。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生产网络信息溢出效应研究:分析师视角

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步入深水区,强化证券分析师作用是缓解市场专业化水平提升与投资者素养不足间矛盾的利器;同时,单边主义思想抬头,我国政府确定了"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在此双重背景下,文章探讨了反映国内大循环的生产网络如何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问题.文章以影响分析师最重要的、组成生产网络的行业为基础,采用行业间投入产出数据和复杂网络方法,测度了分析师跟踪组合的生产网络关联程度,并检验了其对分析师预测的作用.研]发现,生产网络对分析师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其盈余预测偏差,而且由分析师跟踪的主要行业溢出至次要行业.机制分析表明,分析师的生产网络关联能够缓解行业与公司层面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其盈余预测偏差.以产业政策作为行业冲击的截面分析发现,生产网络关联对分析师预测的作用在政策不够透明时以及不确定性高的非重点支持行业中更加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溢出效应假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生产网络关联分析师能够将特质性、行业层面的信息融入股价,降低标的公司与市场组合的股价同步性.     

成本粘性影响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了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研究成本粘性与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成本粘性增加了管理层发布自愿性盈利预测的倾向及频率,同时,成本粘性程度与乐观盈利预测呈正相关,与悲观盈利预测呈负相关。影响机制表明,成本粘性通过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经营风险从而影响了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加强了成本粘性与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政府补助、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成本粘性与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性质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成本粘性对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最后,管理层自愿性盈利预测披露的增加,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的发现丰富了成本粘性经济后果和自愿披露信息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提供了关于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和管理激励在影响企业成本结构和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方面的证据。     

公司透明度与分析师预测活动

本文采用深交所的年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价来代表公司透明度,研究分析了公司透明度与财务分析师预测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公司透明度对分析师预测人数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控制了内生性后,透明度高的公司吸引了更多的财务分析师关注,相反,分析师的预测行为对于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作用。同时本文发现,对于透明度及披露程度较高的公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明显较低。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管理层制定信息披露政策和监管机构的规制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分析师利益冲突、乐观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

"股价崩盘风险"是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分析师乐观偏差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加剧乐观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且此关系在"牛市"更为显著;(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数量越多,公司存在再融资行为,以及来自前五大佣金收入券商的分析师比例越高,分析师乐观偏差与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就更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降低我国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新解释

对于卖方行业分析师(简称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现象,本文提出一个新假说,即作为理性投资的代表者——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会受到投资者情绪或噪音交易的影响,并通过我国的数据证实了该假说。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内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其次,构造月度投资者情绪指数,通过非参数和参数的统计方法,针对盈利预测偏差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两组数据,证明了情绪是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文献中对分析师偏差的绝大多数理论解释通常是基于经典金融学的框架,即假设分析师是完全理性的,其偏差主要来自利益驱动(他们供职的机构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本文认为情绪和利益驱动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分析师预测的偏差。     

女性高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效应——基于同化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以2010—2014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制造业,在同化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视角解读下,提出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竞争性备择假设。基于OLS方法的多元回归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女性高管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同化理论能更好解释女性高管在公司中的绩效后果。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密集度对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应克服对女性高管能力的固有偏见,突破女性高管不适合高技术企业的思维定势,更加重视女性高管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创造条件促进女性高管在企业运营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高管及其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时“浑水摸鱼”了?——基于信息透明度对内部人交易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公司的内部人交易为研究对象,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来衡量信息透明度,并检验了其对公司高管及其亲属交易的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获得了显著的超常回报,而高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无显著的超常回报,且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好转(或恶化)能显著降低(或提高)高管交易的信息含量;但是,信息透明度对高管亲属的交易回报无显著影响,所有公司高管亲属的交易均获得了显著超常回报。这表明,公司高管可能主要是基于其对公司未来中长期业绩的预测优势进行交易,而高管亲属更可能是利用其拥有的尚未公开的重大信息进行交易。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应该致力于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以减少高管在交易时"浑水摸鱼"的机会,并警惕高管亲属进行内幕交易。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 ——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收益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偏好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