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企业金融化吗?

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且这种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退出威胁可信度高、管理层持股、控股股东财富集中度高，以及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缓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以及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相比于自然人和短期投机型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外资及长期战略型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基于外生政策冲击的拓展性检验显示，上市公司减持管制政策削弱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放松卖空管制政策则会强化这种效应。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作用具有正向价值效应，即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金融危机经历对其所在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中受到明显抑制。拓展的研究表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并不单一，但获利动机更强烈。最后文章还发现，管理者的获利动机和管理者自信可能是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关键作用机制。文章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企业管理者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银行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融资约束及银行监督的双重视角

如何预防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文章以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我国银行业结构竞争视角，着重探究并检验银行竞争加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章发现，整体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强化银行作为“大债权人”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双重路径实现的。进一步地，文章从微观产权性质、中观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宏观货币政策三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银行竞争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货币政策未能与银行竞争达成协同效应抑制金融化。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化银行业改革以构建健康、有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企业金融化、盈余管理和审计收费

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运用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企业金融化与外部审计收费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在其中的影响机制，区别于传统盈余管理，重新定义了企业金融活动的盈余管理的范畴和度量。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的提高刺激了企业利用金融活动实施相应的盈余操纵，使得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投入增加，导致了审计收费的提高。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审计师提高审计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提高的审计收费是否能有效补偿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的投资角色定位

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研究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的投资角色主要表现为“治理”，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细分后发现，网络权力高的非控股股东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并抑制企业的投资过度；影响机制的检验显示，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主要通过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以及投资机会的控制来缓解投资不足，从而提升投资效率；在企业股权融资风险较高、信息和法律环境较差时，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更突出。以上结论不仅丰富了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认知，对投资者和监管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融资融券、管理层短视与企业金融化

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融资融券会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且这一结果主要源于融资机制。虽然卖空机制可以抑制管理层短视动机下的金融投资行为，但在我国融资机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融资交易会加剧管理层短视程度，进而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研究结果从管理层短视的视角解释了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也丰富了融资融券综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费用：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审计费用尚未有定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25 994个公司-年度的观察值为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导致审计费用增加;金融化增加了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增加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声誉溢价、专长溢价以及寻求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在审计师具有声誉和专长以及企业具有良好的内部治理条件下,企业金融化更会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文章结论支持了审计师投入补偿论和风险补偿论的观点,对约束企业管理层行为、促进内部治理改革以及保障审计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规避行为

文章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的影响，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商誉减值规避行为。这一结论在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工具变量回归、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对控制力越大时，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抑制商誉减值规避行为；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公司抑制商誉减值规避的意愿。文章扩展了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及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论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财务风险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风险具有弱化效应,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质押程度和质押规模均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风险的抑制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连锁董事对环境战略的影响研究

文章依据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建立的连锁董事关系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的影响。通过对183家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2009-2012年连续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连锁董事对企业采纳环境战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差,连锁董事对于环境战略的正向影响越强。文章的结论为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连锁董事的降低企业资源获取不确定性的功能可能会对企业采取战略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企业对连锁董事的依赖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而且,地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连锁董事的依赖性。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连锁企业扩张的金融支点：星巴克的股权输出模式、马里奥特的轻资产模式

管理质量与扩张速度之间的悖论始终困扰着中国连锁企业，外资连锁巨头麦当劳、星巴克的管理模式已经被大量的媒体、书刊文章所覆盖，但却很少有人研究管理背后的金融支持。实际上，对于连锁初期的企业，品牌自身的影响力较弱，品牌的扩张需要以金融资源为载体，而这种金融资源的获取，或者更确切地说金融资源的“借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产负债表的设计：麦当劳模式下，以资产输出推动的品牌扩张，在提高了利润率的同时以资产回报率为代价换取了控制力；星巴克模式下，以股权输出获取金融资源，在保持资产回报率的同时以资本回报率为代价换取控制力；马里奥特模式下，借助内生或外援的金融能力、金融渠道，释放了被固定资产束缚的现金流，大大提高了品牌的扩张能力。[编者按]     

境外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吗?

文章从境外股东持股视角切入,以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境外股东持股对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国家政策空间下,境外股东持股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会计监管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横截面因素分析显示,股权集中度、内部治理水平及薪酬差距等会对境外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也拓展了境外股东持股在企业治理层面的经济后果研究外延。相关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适当引入境外股东从而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效率和监管效率提供了佐证,具有较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