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对上市公司绿色转型影响研究——基于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为代理变量来探究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即企业将绿色信贷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环境治理来提升环境责任评分，并经过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研究发现：非公有制企业在绿色信贷支持下有更加积极的绿色转型倾向，在东部地区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体现更加明显。由此，对“双碳”背景重污染行业绿色发展起到理论支撑作用，亦为绿色信贷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行业特征与企业属性下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下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作用更加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研究

“双碳”战略目标下，绿色金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信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2012年以来，绿色信贷相关导引性政策文件密集出台，为促进我国高碳企业绿色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本文以2012年原中国银保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为基准政策背景，选取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反向推升了重污染企业的非信贷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建议在推进绿色金融赋能重污染企业低碳转型的同时，高度关注高碳企业融资方式变化，平衡好尚待转型企业的外部融资结构，促进企业可持续低碳化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想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尤其是绿色信贷的支持。本文收集2010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显著下降。     

绿色金融赋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绿色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经营收入、提高环保绩效和降低中小企业承担的风险来影响其技术创新,同时发现与绿色金融和企业创新的相关政策不完善、绿色技术识别困难、绿色金融缺乏创新性产品、绿色技术创新人才缺乏及中小企业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绿色金融和企业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有关部门监管、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建立绿色信息共享平台、增强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的建议。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颁布为外生政策事件,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方面,从绿色信贷政策背景下信贷活动的特点及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展开分析,并结合绿色投资具有外部性和时滞性的特点分析。在实证分析方面,选取东部地区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由于我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2060年碳中和愿景”的提出,国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不仅涉及私利,也会对企业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产权性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这一现象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上述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本文丰富了股权质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文献及经验证据,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启示。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企业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利用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分析绿色治理效果的作用路径,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和强化政府资源支持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约束性因素,从地方政府自身建设角度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均能促进党组织参与发挥绿色治理效果。从金融政策支持角度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基金政策与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起到内外部协同治理的效果。分析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不但有利于减少企业碳排放,实现企业环境目标,还能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文章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为如何提升企业自主绿色创新意愿,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     

环境规制视阈下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显著促进获评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该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中，在绿色发明专利方面则不明显；与其他企业相比，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处普通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论有助于从城市文明视角拓展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动因，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绿色转型、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

企业成长性对于企业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应切实承担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研究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17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加入了创新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有效抑制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负向影响,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产权性质、地区差异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相对位于非一线城市企业、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说,一线城市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投入对二者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于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如何处理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性及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也可以为上市公司切实承担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社会责任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绿色信贷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以紫金矿业和驰宏锌锗为例

研究采用横向纵向的对比分析法,以紫金矿业和驰宏锌锗两家重污染企业为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的提出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规模,但不同企业对绿色信贷后续实施效用的敏感性不同;绿色信贷会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不同企业融资成本增幅波动不同;绿色信贷通过债务融资给企业施加压力来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经济手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要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引导推动创新发展;企业要合理配置资源,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银行要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将绿色信贷落到实处。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绿色智力资本与吸收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近年来,将环境问题置于企业战略层面已得到普遍认同,绿色创新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本文对长三角地区249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前瞻型环境战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与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制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企业可以通过积累绿色智力资本和增强吸收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通过Bootstrap检验发现,绿色智力资本对吸收能力有积极影响,二者在前瞻型环境战略与绿色创新绩效间有链式中介作用,并在对比中发现链式中介效应与单独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研究为企业制定环境战略和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管理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通过对2010—2020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行业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匹配分析,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这一政策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那些面临着较大外部监管压力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此外,文章还通过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为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融合提供了实证依据,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份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研究

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趋势和背景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在发展绿色信贷的主要银行中,股份制银行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在绿色信贷发展中具有创新与引领作用。故而本文选取了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从绿色信贷角度出发,分别探讨了十二家银行的绿色信贷制度、绿色信贷实施规模以及绿色信贷投资项目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并从现状中总结出绿色信贷政策制度不健全";两高一剩"行业信息披露不完整;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健全完善绿色信贷制度;建立统一的披露标准;大力发展绿色信贷产品创新等建议。     

中国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关联性研究——基于绿色金融体系内部协调性的视角

基于绿色金融内部协调性视角,采用PVAR模型对2014—2020年中国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间的动态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良性互动不足。对比分析显示,碳金融、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间的关联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碳金融发展强势区域的整体关联性优于弱势区域;2017年后,绿色金融内部关联性得到部分改善,弱势区域的改善情况更佳。进一步从内部生态、制度约束和技术支持层面探究关联关系的改善路径,发现宏观ESG、环境规制以及金融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协调发展,且该积极作用在弱势区域中更为明显,由此可缩小绿色金融内部协调性的区域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互动关系,为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绿色信贷已成为银行机构金融支持企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政策。然而,绿色信贷如何有效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目前还研究尚浅。本文以生态创新为中介,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重影响,发现生态创新在绿色信贷与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的间接关系中分别表现出完全和部分的中介效应。这种中介路径可以避免企业过度绿色投资,减轻企业的金融负担,促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绿色转型,从而有利于绿色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呈正向影响，在进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调整样本、替换关键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从影响机理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投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成熟度较高，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金融科技应用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质量和效率；构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推进金融科技服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推广应用，赋能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及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及绿色创新水平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水平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一方面,补充并完善了现有研究;另一方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18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检验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提升商业银行的稳健性具有积极作用,即绿色信贷业务的推出有助于提高银行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对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健性提升显著,对国有银行稳健性的提升则不显著。时滞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稳健性的影响是长期的。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从宏观制度方面加强绿色信贷制度的高层次设计,微观方面,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和提升自身的智能化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