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风险态度、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态度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越低。风险态度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影响,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在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市场的参与概率,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一单位,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会降低10.5%。风险厌恶程度对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的金融教育投入对风险资产持有比重条件分布的影响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中间分位的要大于两端。文章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需要普及金融教育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风险认知水平,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改善居民金融福利。     

金融知识、风险态度与信用卡消费北大核心

信用卡作为便捷的支付工具与短期信贷工具,对消费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对信用卡使用方式以及使用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影响信用卡持卡概率及消费金额,但对低资产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高资产家庭影响最明显。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则降低了信用卡持卡概率以及消费金额。金融知识对信用卡消费的影响因风险厌恶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差异。     

住房负债与中国城镇家庭异质性消费——基于住房财富效应的视角

本文将住房负债引入到家庭消费模型,采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中国城镇家庭为对象,研究了住房负债对家庭异质性消费问题。研究发现:(1)住房负债增加会削弱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刺激风险偏好家庭的消费水平;(2)风险偏好家庭的住房负债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而风险厌恶家庭的住房负债减弱了住房财富效应(3)精神消费对住房财富、家庭负债的敏感度大于物质消费,物质消费表现出必需品特征,精神消费表现出奢侈品特征。     

风险态度对中国家庭投资分散化的影响研究

经典理论认为投资者为追求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分散投资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普遍较低,我们通过2009年中国15省城市居民投资行为调查数据也发现了同样的特点.本文试图从投资者风险态度的角度去解释不完全分散化投资频繁出现的原因,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细化投资组合的构成,力图还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选择要素.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态度对中国家庭投资组合的构成确实有显著影响,且投资决策者风险厌恶程度与其持有高分散化投资组合的概率负相关.     

商业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居民风险意识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资产选择的增多,我国商业保险发展加快,未来商业保险发展潜力巨大。文章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7年的数据,使用logit和tobit模型研究商业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并使用psm模型来处理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持有商业保险家庭更有可能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程度越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也越高。     

数字普惠金融视阈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家庭理财对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度十分有限,且普遍存在着存款占比过高、资产结构不平衡、资产组合的风险分布极端化等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家庭投资便利性、促进金融信息获取提升资产组合有效性、改善风险厌恶态度增加风险承担能力提高资产组合多样性三大路径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从市场与家庭供需两端提出优化建议。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利率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影响的研究

本文运用2008年-2014年中国16家上市股份银行和日本10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利率市场化程度对贷款利率影响因素的作用。发现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在贷款定价时,对违约风险的考虑将越充分;不管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如何,营业成本一直是决定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最重要因素;风险厌恶程度和流动性风险这两个因素对贷款定价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为此,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制定贷款定价策略时要更加考虑违约风险这一因素的影响,银行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贷款定价体系,以期确定一个最佳的贷款利率。     

不同经济开放度下的中国股票资产定价——基于长期风险模型的研究

在封闭经济、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部分一体化假设下,研究基于消费长期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中国股市资产组合的定价能力。结果发现:在封闭经济和经济一体化假设下,长期风险资产定价模型均可以对中国股票资产组合进行定价,但是在经济部分一体化假设下模型的定价能力更好。在不同经济开放度假设下,长期风险模型对中国股市资产组合的定价能力优于CAPM和传统CCAPM模型,其中基于消费与股利协整的长期风险模型表现最好;短期内,长期风险模型的估计不显著,而当估计期限延长时,长期风险模型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定价能力都有明显提升。     

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与市场环境

按照期望效用理论所揭示的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追逐的3种风险态度的划分以及前景理论中投资者损失规避风险态度的特征,我们对我国A股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行研究,发现在我国A股市场中小投资者风险态度受获得收益的显著影响,当投资者获得正收益时,总体呈现风险追逐,收益越高风险追逐的倾向越明显;当投资者获得负收益时,总体呈现风险中性,收益率与后市判断没有明显关系。我国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不符合损失规避的特征。牛市环境下中小投资者总体呈现风险追逐,熊市环境下中小投资者总体风险中性。     

失业风险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中国城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微观数据,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已有的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中,以总量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居多,运用微观数据的尚不多见。本文在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失业风险对家庭流动性资产持有的影响。我们发现,当失业风险增加时,中国城市居民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强的资产,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中国城市确实存在,不过这种预防性动机并不强烈;而过去收入的波动并不能造成居民持有流动性资产的增加。     

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矛盾非常突出,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差异特征亦很明显,表现为城乡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提供的产品、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研究调查的7331个家庭样本,对城乡居民风险资产持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贷需求、风险偏好、收入、社会保障、家庭规模、年龄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居民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同时,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最终本文对政府和金融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对策与建议。     

农村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和新的生育政策给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改变,而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农村数据为样本,采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从微观层面上研究家庭结构差异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家庭中各代际人数差异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是多元的,老年人的赡养压力、中年人的收入效应、青年人的抚养压力都会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各代际成员的数量;另一方面,不同结构的家庭风险态度不同,会影响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类型,即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理财产品,还是选择风险更高的股票和基金。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不同结构的家庭在金融资产选择上提供依据。     

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和商业保险购买——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商业保险具有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的双重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商业保险参保率依然很低。文章选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9年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究金融知识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作用，并从风险态度的视角检验其在金融知识影响商业保险购买中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证实，居民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该结果在城镇和农村数据之间无显著差异。同时还发现，金融知识可以通过改变家庭户主的风险态度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研究成果为提升商业保险参保率提供了新方向，为国家的政策完善提供了参考。     

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机制

文章从理论方面探讨了住房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住房净财富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比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挤出效应”。 第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以及对风险厌恶的容忍度,促进对风险资产的选择;“挤出效应”通过提高非流动性风险以及降低对风险的容忍度而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三,正规住房负债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四,住房负债通过影响家庭财富水平进而作用于风险资产选择;正规住房负债提高了家庭财富水平,促进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降低了家庭财富水平,抑制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     

数字金融背景下子女结构对安徽省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安徽省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在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子女结构的变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率,而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移动支付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和子女结构分别通过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除此之外,家庭风险资产的选择还受到户主自身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研究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思路。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关系研究

利用1997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并进一步使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越高的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但随着嵌入程度的加深,在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嵌入程度提高将会加大资本—劳动替代弹性。     

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事故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故经历会使家庭消费不降反升，“及时行乐”效应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事故经历对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但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事故经历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了来自亲友的转移性收入，最终实现消费增加；但结果并未印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猜想。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事故经历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不同类型的事故经历对消费也具有差异化影响；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而言，事故经历的“及时行乐”效应更强。研究为解释家庭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家庭经济福利提供有益参考。     

健康状况对城乡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大力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成为新发展阶段建立防返贫长效机制的工作重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研究了健康状况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恶化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且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健康状况的变化通过改变家庭劳动参与情况和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异质性研究表明,健康状况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城乡和收入水平异质性。为“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脱贫人口致贫返贫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政策参考。     

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当市场上风险资产的损益引起财富的变化时,会影响家庭内部消费、投资和储蓄的结构,进而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变动。因此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的家庭由分享经济资源,共同决策和计划,包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结合中国实际及其他属性变量,重点研究婚姻对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对了解家庭投资决策者,进而协助投资市场的日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