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与测量

准确把握我国相对贫困现状需要在弱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度量相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9年四轮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弱相对贫困线上限的变化趋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基于传统收入比例法得到的相对贫困线会高估相对贫困发生率。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分城乡还是分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和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高于城市和西部地区。样本期间,相对贫困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上升,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从高水平分散向低水平集中转变的特征。因此,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基于分组数据测度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平等:1995-2004

本文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收入数据,通过估计Lorenz曲线测算了1995-200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文章分别用国家统计局绝对贫困线、1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测算农村贫困,并比较测算结果差异及其政策含义.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中国城镇主观贫困线测度

本文利用"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测度与反贫困政策评估"课题组的最新调查资料,用交叉法和回归分析实际测算了7个代表性城市的主观贫困线.计算结果表明,主观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比较接近,说明计算结果是合理的;同时,主观贫困线远远高于当前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救助标准--"低保线",说明救助标准太低.因此,建议推广使用主观贫困线方法来识别城镇贫困人口,并以此作为"低保线"制订的参照值.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贫困线研究综述

本文对当前贫困问题研究所采用的贫困线指标的制定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促进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本文依次对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以及其他贫困线指标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在贫困研究中适宜采用相对贫困线指标的结论。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广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方法深讨

我国目前实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86年对全国6.7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资料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当时是以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的基础,强调的是绝对贫困。实际上也是根据“马丁法”的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者之和作为贫困标准,即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

目前,不同的机构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这显然不利于未来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发生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统计局低估了农村贫困线与贫困发生率,同时,各地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

贫困线的确定是贫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与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不同,主观贫困线是基于个人主观福利指标从而确定贫困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对主观贫困线方法的以往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评述此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在中国贫困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城镇化对农村能源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乡相对贫困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回归模型,以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能源贫困为被解释变量,以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纳入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等控制变量,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消费数量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比消费结构维度下的农村能源贫困分布范围更广且贫困程度更深;(2)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皆可对农村能源贫困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随着农村能源贫困程度下降,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强化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负向影响呈弱化趋势;(3)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情况对农村能源贫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因素异质性,强化机构的基层结构与提升机构人员文化水平比单纯扩充农村能源推广管理机构人员数量更有利于缓解农村能源贫困。基于此,提出了缩小城乡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村能源贫困程度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