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杠杆率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非对称动态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杠杆之间的定价关系,发现在违约概率为正的前提下,金融杠杆的上升会导致正向资产价格泡沫增大.为验证上述理论结果,本文采用NARDL模型实证分析了分部门宏观杠杆率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长、短期非对称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实体经济部门以及金融部门杠杆率的负向调整均会长期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但"一刀切"的逆周期杠杆调整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因此应实行差异化的杠杆调控政策.其次,在长期可采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杠杆转移来实现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温和平抑作用.再次,应有效、合理发挥中央政府杠杆的前瞻指引作用.同时,政策当局不应对地方政府施行强效去杠杆政策,应试图"熨平"地方政府债务波动以免引发局部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最后,就金融部门而言,应对金融部门杠杆进行有效调控,谨防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向房地产价格泡沫转移所引发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     

稳增长背景下金融杠杆波动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从宏观金融杠杆的动态角度出发，选取200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对经济稳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的金融杠杆率存在着明显的波动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产生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物质资本投资的降低是金融杠杆波动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杠杆的剧烈波动减小了经济增长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不利于驱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分配效应研究

本文在一个引入房地产和居民抵押贷款约束的异质性个体世代交替模型中,加入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以匹配中国的现实税制结构,并依据中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在此基础上引入房地产税,研究房地产税的税率和免征额调整以及从消费税向房地产税的税制结构转换对宏观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普遍征收房地产税对消费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最终影响要看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总产出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呈倒U型变化,而房地产和总财富分配差距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而扩大。第二,合理的免征额设置是实现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功能的关键。第三,在合理设置免征额基础上,实行税制结构转换可以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消费。本文实现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同时研究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与分配效应,有效解决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静态模拟所存在的动态不一致问题,为房地产税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税制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对比探析

近几年我国的住房价格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涨势,住房价格的异常波动带来了高杠杆率,大量场外资金加杠杆投机推动产生大量房地产市场泡沫,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有可能引发次贷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信用衍生产品的滥用催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资金链条断裂的作用下爆发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当前我国住房市场存在着金融体系杠杆率过高、金融创新发展过快、房地产市场供求失衡等问题,形成了爆发次贷危机的隐患.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有较强的掌控能力,虽然存在住房价格泡沫,但出现大型次贷危机的可能性较低.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应当采取加快去杠杆速度、审慎推进金融创新、实施严格限购限贷政策等有效对策,缓解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不断扩张.     

房价“粘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内生化系统性风险的DSGE模型

面对处于高位的房地产市场,我国政府开启了新一轮严苛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然而房价却出现下行困难的高价格粘性局面,使得我国金融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本文构建了包含房地产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内生化DSGE模型,分别考察了在不同房价粘性下,杠杆率等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在面对不同外生冲击时的动态响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冲击使房价、产出和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呈现正向响应,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溢价呈现负向响应;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使房价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下降,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此外,不同的房价粘性情况下,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高房价粘性情况下偏离稳态的幅度较小,同时高房价粘性的存在会影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效调控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老龄化、人口迁移、金融杠杆与经济长周期

本文以房地产这一代表性的资本品为纽带,综合库兹涅兹"长周期"理论和城市层级体系理论,构建了中国"长周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并以日本战后的人口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为基础估计参数,模拟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两大人口性因素对中国2015—2050年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房地产价格的中长期影响。本文还引入金融杠杆和理性预期因素,探讨了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人口迁移及出生率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21—2025年可能会出现台阶式下行,并触发房价下跌和"逆城镇化"。为此,必须注重"关键三率":(1)总和生育率,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在短期内和中长期都可以有效提高经济增速;(2)人口迁移率,提高人口迁移便利性有助于经济增长;(3)金融杠杆率,在确定长期杠杆率上限的基础上,短期内灵活运用杠杆工具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只要风险可控,不宜过度压制杠杆率的自然上升。     

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特点,以及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事实,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多部门DSGE模型,模型包括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嵌入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和支出结构。通过这一模型本文分析了房价影响GDP的作用渠道和机制。我们发现,外部冲击带来的房价变动,导致了房地产部门投资和土地价格的波动,而土地价格的波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偏向,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又会对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冲击,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下,这一冲击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了总投资和GDP的剧烈波动。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联结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收入,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偏向和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了房价对投资和整个经济的影响,三者共同作用使得房地产部门成为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住房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住房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并重点探讨商品生产部门投资效率下降的背景下,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及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住房市场杠杆率上升,会放大住房部门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当扰动来自于商品生产部门投资效率变动时,住房市场波动呈逆周期变化,需求管理可稳定产出,但会助长房价或挤出私人投资;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可有效稳定产出,缓解住房市场波动;宏观审慎管理能有效平抑房价,但会加大产出波动。在难以精准识别减税降费力度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减税降费等结构性措施构成的次优政策组合可以较好地兼顾稳增长、控房价和调结构,并提高社会福利。     

杠杆分化、资源错配与高质量增长——防范金融风险的结构性视角

债务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其利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文章从结构视角研究杠杆率分化下的金融资源错配,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中国各部门的债务杠杆配置是否有效?为什么会出现债务错配和结构性无效率?如何优化资金配置并防范金融风险?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宏观杠杆率总体企稳,却存在“好杠杆”过低、“坏杠杆”过高的结构性问题,风险不可低估。第二,房价高企、土地配置效率低下造成了金融资源错配,进而导致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三,财税体制和政府土地供给模式是金融资源出现结构扭曲、部门分化和空间错配的制度性根源。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土地、财税、金融“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战略。     

基于明斯基理论的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重估与债务风险探讨

借鉴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基于"收入-债务"的三种分类,从"流量"层面构建并测算了主要经济体居民部门的"明斯基杠杆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2009-2010年以及2016-2017年加速上升,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的快速攀升是"加杠杆"的主要原因.国际比较结果表明,"明斯基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往往是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前兆.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传统的债务率指标,"明斯基杠杆率"对消费降速和金融危机等宏观变量的解释力度更强,是反映居民宏观杠杆率的良好指标.中央政府应充分警惕居民部门"流量"约束快速增大对宏观经济带来的中长期负面影响.     

我国房地产税的税率设计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使用CHFS(2015)数据,基于量能负担原则对我国房地产税进行税率设计,并基于房地产税税率设计测算房地产税额在不同居民家庭收入分组之间的税负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为[0.26％,0.66％],开征房地产税虽然具有一定的累进倾向,但是居民家庭的税后社会福利水平明显低于税前社会福利水平,且随着房地产税税率的提高,居民家庭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在地区样本处理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特征,且相较于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样本设计房地产税税率所产生的居民家庭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房地产税税率设计不宜过高,且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设计方案,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税给居民家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以更好体现房地产税税率设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房地产泡沫风险研究

通过重点剖析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三次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典型案例,充分证明：在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容易出现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和房价快速上涨现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同地区房地产泡沫都出现了破裂,其差异仅在于传导机制不同。房价收入比可作为衡量房地产泡沫高低的重要指标,但不是绝对标准;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房价在短期内有一定正相关,但根本上是滞后的负向作用机制;全局性房地产泡沫破裂与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带来的“跟风效应”密切相关。应以相关经验为借鉴,制定更有效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警惕国内部分地区存在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风险,防范区域性房地产泡沫过度膨胀甚至破裂,避免其对整个宏观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损害。     

房价波动与宏观经济

与一般商品不同,房地产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又是一种资产（不动产）。在现代经济中,房地产作为家庭财富和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抵押品,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房地产资产价值与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无疑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理解房地产价格波动内涵的基础上,试图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对我国房价波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     

汇率制度、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

本文建立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目的之一是探究中国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二是针对中国1997—2008年间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差异,以验证相对浮动汇率来说,固定汇率是否会加大经济波动。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和ML方法估计含和不含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发现,似然率检验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模拟结果显示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特征更接近,再次验证了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固定汇率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强于浮动汇率,部分解释了1997—2008年间中国经济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宏观变量波动的差异。金融加速器主要传播和放大投资效率和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对货币需求和国外冲击也有一定的放大作用,但对技术和偏好冲击的放大作用不明显。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新常态”时期被更加广泛关注。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以洞悉金融周期为前提，要求细究金融周期变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政策精准性提供支持。本文利用相关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季度数据，使用滤波方法找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平稳时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验证所选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匹配度，并测度各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重要度。本文发现波动期和平稳时期宏观经济表现虽有不同，但资产价格指数和信贷水平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度之和都达到50%以上，而其他金融周期变量如利差、杠杆率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重要度则有限。这表明相关政策需有的放矢，相较于无差别的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将重心置于维护资产价格稳定和优化信贷政策配给，为宏观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新常态”时期被更加广泛关注。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以洞悉金融周期为前提，要求细究金融周期变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政策精准性提供支持。本文利用相关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季度数据，使用滤波方法找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平稳时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验证所选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匹配度，并测度各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重要度。本文发现波动期和平稳时期宏观经济表现虽有不同，但资产价格指数和信贷水平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度之和都达到50%以上，而其他金融周期变量如利差、杠杆率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重要度则有限。这表明相关政策需有的放矢，相较于无差别的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将重心置于维护资产价格稳定和优化信贷政策配给，为宏观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房地产税渐进改革路径*——基于税制要素设计的实证研究

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的前提下，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重要税种是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标，但在高房价收入比背景下，这二者相互冲突。本文基于房地产税制要素设计和微观家庭数据测算，探讨中国房地产税的渐进改革路径及其影响，认为鉴于居民纳税能力受高房价收入比限制，房地产税可从低税率、高减免起步；伴随房价收入比收敛，逐步提高税率、降低减免。起步阶段，税制改革应重视居民纳税能力和纳税意愿，优先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软着陆；在中长期，房地产税可逐步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起到完善税制和地方税体系、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作用。     

跨境融资、杠杆波动与宏观审慎调节

基于疫情下全球货币宽松后回归正常化的背景,以及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吸引跨境资本持续流入的事实,本文建立了包含居民家庭、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代表性实体部门和金融中介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了金融中介的跨境融资,以及实体部门使用土地及房地产进行的抵押借款及发债融资行为,分析了跨境融资流入对实体杠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跨境融资流入通过推动地价及房价上涨,提高了实体部门的抵押借贷或发债融资能力,推升了宏观杠杆,并造成了冲击结束后的被动去杠杆进程,而居民基于借贷约束的资产配置变动进一步推动股市上涨。在对金融中介实施逆周期资本充足率调节的基础上,使用基于抵押融资约束的贷款价值比规则,以及基于流动性调节的本币及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逆周期调节的前瞻性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搭配跨境融资规模的宏观审慎调节,可以缓解金融中介跨境融资流入造成的汇率升值及实体杠杆波动,约束实体部门的过度借贷行为,增强货币政策主动性,助力金融稳定和产出增长。其中,逆周期资本充足率和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动态调节政策组合能够起到较好的福利改善效果。     

绿色金融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分析

文章基于消费和投资的双重视角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依赖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在绿色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消费对于宏观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随着其进一步发展,消费的影响开始显著为负,只有当绿色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消费对于宏观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对于投资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单门限效应,只有当绿色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投资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凸显出来。并且投资促进作用的显现对于绿色金融发展的要求要低于消费,这说明绿色金融先通过投资而后才通过消费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