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及分区域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以为，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加快，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变迁，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革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虽然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安排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度与广度将得到很大发展，这将推动我国金融结构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创新。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间接渠道及其检验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即金融发展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国债融资的联合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最后,提出了政策含义。     

互联网使用、金融素养与金融决策——基于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7年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的影响。本文借助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带来的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模型识别互联网使用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对正规金融产品的投资,金融素养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还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家庭在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差距。本文为改善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提供了启示。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7年间28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影响FDI的流入,但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技术

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是东道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运用我国28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现代分位数回归分析技术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均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有显著关联;其次,相比传统分析方法,分位数技术可以更细致地显现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     

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0-2003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构成贸易比较优势的另一来源。本文选取了包括存贷款规模、中长期贷款比重以及储蓄-投资转化率等4类金融发展指标,在传统要素禀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性指标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我国贸易总体规模与贸易结构转变的影响差异。估计结果表明,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相比,金融效率指标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     

国际资本流动与全球失衡:基于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的视角

笔者利用Lane等新构建的各国资产负债数据库,从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两个层面对当前国际资本的“逆流”现象进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三类资本的流入;在制度质量的变量中,政府效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最为直接.     

中国经济失衡的成因分析

本文从发展战略、金融制度、社会政策三个维度,对影响经济失衡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中选取六个解释变量,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实证考察了1991～2017年中国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放松或解除)、美元储备份额对于中国经济失衡具有正向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研发资助、社会保障水平对其影响为负。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影响最大。这些实证发现对于中国治理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借助中国2011年设立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通过PSM-DID方法、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深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科技金融政策为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是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有效路径。     

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7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PM_2.5浓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创新性地使用年均降水量作为缓解雾霾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在2SLS的统一框架内估计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雾霾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进行大力的环境治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能够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2012—2016年间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7—2011年间的,可以预见未来治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大中城市雾霾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小城市,内陆城市对于雾霾污染治理的难度要大于沿海城市。政策启示在于,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雾霾减排可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之中,促进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是现阶段中国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6—2019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两种路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本水平良好以及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研究为科技金融的评估提供了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并从该政策未来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中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省区1999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我们还发现,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