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得到的中国内地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建立校友网络，分析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校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越处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企业创新的母校纽带也可能产生“小圈子”效应，从而固化创新思维，表现为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在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当企业位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时，这一调节效应不显著。过度强调“母校意识”可能遮掩海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开放、多元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

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投资战略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路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财政激励→投资战略→公司价值”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①财政激励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和规模投资,创新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创造作用,而规模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毁损作用;②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财政激励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增强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效应”;高管股权薪酬激励能够遏制财政激励对规模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削弱对企业价值的毁损效应.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董事海外经历、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董事海外经历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基于烙印理论视角，选取2008-2017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双元性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验证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并分析吸收能力与制度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董事海外经历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②双元性创新在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应用性创新分别在董事海外任职经历、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探索性创新在董事海外任职经历与企业价值间不存在中介效应，但在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③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吸收能力较强以及制度环境良好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吸收海外人才和制定人才本土化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对提高企业双元性创新水平和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90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正向跳跃和负向跳跃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引入高管过度自信这一重要高管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重新认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缺，丰富了创新间断平衡理论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应重视高管心理特征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研发投入策略以改善企业绩效。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高管团队异质性、断层线与创新战略——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1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团队断层线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断层线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对其异质性、断层线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当今社会，技术创新成为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必由之路，研发投入作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对其绩效提升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以2017—202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适当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能够提高其绩效水平；制定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制度能够强化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而股权激励则会削弱二者关系。文章丰富了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参与合资企业能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吗?

合资企业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数据库匹配出一个全新的数据集,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合资企业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外方投资者来源于高收入地区时,参与合资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小;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参与合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本土企业在合资企业中不具有绝对控股权时,参与合资企业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促进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是出口效应与劳动力要素升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我国高质量引进外资、促进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结构性权力和知识基础理论整合视角下管理创新实施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结构性权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的视角,整合高管支持的调节效应和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考察了管理创新实施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运用458份企业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从实施层面考察管理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能进一步增强两者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解释力;高管支持能够显著增强管理创新实施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是通过知识整合的完全中介作用过程实现的。     

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