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新《环保法》的颁布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引致重污染企业减持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而增持流动性金融资产,实证支持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具体影响机制为：环境规制增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债务融资难度,进而强化其预防性动机而增持金融资产。此外,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提高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损害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所以环境规制通过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来提升其未来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类型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后更加显著地增持金融资产。因此,应明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差异化影响,警惕企业持有过多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危害,鼓励企业通过持有流动性金融资产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     

产业政策对企业僵尸化影响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从产业政策视角探究僵尸企业形成的政策性因素，对有效防治企业僵尸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省级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政策目标导向会加剧企业僵尸化；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会对企业僵尸化产生截然相反的政策效果，强力扶持的产业政策会加剧企业僵尸化，而温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会抑制企业僵尸化；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僵尸企业，整体上产业政策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中更加明显；产业政策通过行业融资依赖度、行业资本密集度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对企业僵尸化产生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探究僵尸企业的政策性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动态化防治企业僵尸化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资源产业依赖对僵尸企业的诱发效应

产能过剩和短缺并存引发学界对僵尸企业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对其诱因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在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FN-CHK方法对僵尸企业进行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就资源产业依赖对地区僵尸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从宏观(城市)和微观(企业)双重维度对资源产业依赖的僵尸企业诱发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的经验识别。研究发现,资源产业依赖显著提高了地区僵尸化程度,即资源产业依赖对僵尸企业的诱发效应显著存在,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地区和远离港口地区,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非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市场规模较小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在宏观层面,资源产业依赖在挤出技术创新和弱化市场竞争的同时,还会促增地区财政补贴和信贷供给,从而诱发僵尸企业形成;在微观层面,资源产业依赖会通过拉低投资水平、增加负债压力、降低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而产生企业经营绩效恶化效应,从而削弱企业的自生能力,增加正常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风险。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银企距离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

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与银行网点数量的扩张，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银行网点距离数据，分析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需求侧来看，长期信贷占比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供给侧来看，银企距离的缩短增强了关联银行产品承销动机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同时避免信贷资金回流金融体系造成的系统风险。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房产限购政策是否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

防范僵尸企业形成和处置现有僵尸企业对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我国部分城市颁布的房产限购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在实施严格限购的城市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产限购政策通过改善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房产限购政策加速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对现有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结构性"去杠杆与企业资产配置:"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

以我国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结构化"去杠杆政策对企业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 发现:去杠杆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并能抑制过度负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去杠杆政策还会促进正常负债企业的实体投资,财政政策与"结构化"去杠杆的政策叠加能强化企业的实体投资,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的政策叠加效应要优于政府补助的政策叠加效应.     

诉讼风险、资金持有与企业资产配置

本文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配置为切入点,选用2001—2015年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诉讼数据,实证检验了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显著缩减了金融资产的配置规模和比例;诉讼风险对非国有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资产配置的冲击更为明显;诉讼风险的作用机理是资金削弱效应,即减少内部可用现金流和提高外部可融资金成本。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提供了启示。     

CEO继任来源、多元化职业经历与僵尸企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其中处置僵尸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僵尸企业治理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就内部而言,CEO作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对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是反映CEO管理能力和经营风格的两个关键指标,能够为主管部门或董事会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使用2004—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CEO简历和个人特征数据研究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拥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使企业成为僵尸企业概率更低,影响路径主要是降低了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中存在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提高企业薪酬激励水平;二是增加企业并购重组次数和金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降低僵尸企业比例的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显著。本研究对于上市僵尸企业如何科学聘任CEO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为加快构建高效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企业金融资产动态配置：“监督”抑或“合谋”?

金融资产的收敛速度反映了企业金融资产动态配置的效果，机构投资者团体作为企业金融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发挥何种作用尚未明确。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Python运行Louvain算法和Bron-Kerbosch算法识别并计算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比例，探究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资产动态配置过程中存在“最优值”,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影响了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的成本以及决策者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进而作用于金融资产收敛速度。效应识别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比例适度时，发挥了有效监督效应；持股比例过大时，发挥了合谋效应，排除了过度监督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进一步检验可知，在非国有、投机以及庞氏融资型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作用更明显；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效应在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团体中、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作用更强；适度规模的机构投资者抱团能加快企业金融资产收敛速度，进而提升企业未来主业业绩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稳...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企业“脱实向虚”的一种解释：基于僵尸企业负外部性的视角

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稀缺性社会资源并进行无效投资,扭曲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对正常企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负外部效应。利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僵尸企业显著提高了正常企业的资产金融化水平,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不同测度指标情况下,结果依旧稳健。渠道分析表明,加剧正常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正常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催生大量过剩产能,是僵尸企业诱发正常企业资产金融化的重要途径。扩展性分析显示,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僵尸企业对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高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的地区影响较大,对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地区影响较小。     

僵尸企此的负外部性:税负竞争与正常企业逃税

本文从税负竞争与正常企业逃税行为的角度探讨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实证结果发现,给定企业的核算利润,僵尸企业占比越高,正常企业报告利润越低,即僵尸企业的存在显著增加了正常企业通过低报或瞒报利润的方式逃避所得税的行为。其作用机制为:无纳税能力且需要财政补贴的僵尸企业使地方财政收入更多依赖于向有纳税能力的正常企业征税,提高了正常企业的税率,高税率增加了正常企业逃税的边际收益。税率提高造成的正向逃税激励超过了征管加强造成的负向逃税激励。本文为理解企业逃税行为识别出新的动因和机制,丰富了对僵尸企业危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