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国外背包客动机、行为与满意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从文化旅游资源的主要吸引物、附属产品及与包含典型文化特征的基础服务为出发点,以国外(欧美、澳洲为主)背包客市场为研究对象,以首都北京为案例采集地,对上述研究对象的旅游动机、满意度与过程行为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法,并运用统计软件和定性分析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验证和解释.同时,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文化动机为主导的西方背包客类型划分,同时,运用I/P分析法进行的背包客满意度研究,也为相关企业与政府部门服务国外背包客市场提供了决策依据.     

《旅游话语研究:理论与实践》述评

正目前,中国旅游学界虽然大力提倡跨学科的旅游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还是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而话语研究界的学者主要研究文本空间、侧重西方理论,很少关注当下的中国旅游话语实践。在话语研究与旅游研究的结合方面,虽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冯捷蕴,2010,2011;施旭,2008;田海龙,沈长智,2008),但就此进行系统阐述的专著非常少见。《旅游话语研究:理论与实践》(田海龙等著,2012,外文出版社),提出了     

想象、展演与权力:西藏旅游过程中的“他者性”建构

在旅游的过程中,东道主常常被刻写上“他者”的文化意涵.游客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前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邂逅他者.文章以拉萨大昭寺广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作为案例地,以藏族人在八廓街的转经、磕长头行为作为实证研究的切入点,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藏旅游发展以及中国后改革时期转型背景下,藏族的“他者性”如何在汉-藏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文章认为,藏族的“他者性”并非具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意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的.文章关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的两个维度——我者对于他者的凝视,藏族人对于自身的他者性的展演.一方面,转经、磕长头行为使游客将藏族人视为神圣、美好、朴实的代名词,对他者的建构存在浪漫化-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藏族他者并非凝视的被动接受者.随着“职业磕头者”的出现,一部分藏族人将凝视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通过他者性的展演,积极地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此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总而言之,“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     

生态旅游影响下女性居民社会网络的规模、连接与结构——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以武陵源世界遗产地社区女性居民社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对武陵源区袁家界村、龙尾巴村和马儿山村女性居民采取抽样问卷、滚雪球式访谈等方法,进行定量数据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对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密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不同位置社区女性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连接和社会网络结构均存在明显差异,表明生态旅游的参与程度与女性居民的社会网络存在高度相关性,直接影响社会网络规模、连接和结构。生态旅游影响下女性居民的社会网络存在以下特征：（1）女性居民社会交往范围逐步扩大,社会网路规模明显增加;（2）女性居民社会关系逐渐多元化,社会网络关系连接日益丰富;（3）女性居民获得了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社会网络结构渐趋稳定;（4）女性居民旅游增权权益明显,推动女性社会网络不断优化。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中国旅游研究：国内国外视角的认知（二） 中西方视角谈旅游研究与理论建构

某一年,美国地理学会会长的主席演讲中讲到,地理学是什么？地理学家所做的事就是地理学。套用过来,旅游学是什么？旅游学者所做的事就是旅游学。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出境旅游（二）——出境旅游的消费异化：现象、原因与解决途径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届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将达1亿人次。在短短不到30年,我国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与地区数量、出境人数、出境旅游消费都呈现规模化增长,特别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消费能力,更使目的地国家刮目相看。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总体消费涨幅远远大于客源规模涨幅。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规划：体系、标准与规范（二）——基于“自然-乡村-城市”梯度开展的旅游和游憩研究：全球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含义

1．前言旅游和游憩专业的学术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非常快。相关文献数量增多,研究人员团队不断壮大,而且对政策制定、规划和管理等领域的影响不断加强。保继刚等人在2014年指出,中国关于旅游研究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游憩和旅游研究趋势非常相似。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