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政策是否会引起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资源的配置行为和效率,其深层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鼓励支持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上涨,并刺激企业投资,这将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淘汰限制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下降,并抑制企业投资,这将会缓解企业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上述结论表明,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过程中,投资者情绪扮演了传导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股权融资依赖程度或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大,企业资源配置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越敏感,这说明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深层机制在于企业存在股权融资依赖和迎合市场情绪的动机.最后,总体上产业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造成了公司价值的损毁,并且不同影响渠道具有显著差异,利用投资者情绪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所进行的资本投资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而迎合市场情绪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显著毁损了企业价值.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理解股票市场在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的作用.     

内部控制、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内部控制引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投资效率越不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干扰,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不仅能够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能减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具有重大的公司治理价值,能够抑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     

行业竞争、股权性质与高管薪酬激励

文章实证研究了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两种不同情形下,行业竞争和股权性质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竞争能有效改善高管薪酬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两种现象。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时,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过度现象更严重。在高管薪酬激励不足时,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会改善激励不足现象,但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时,两职合一会加剧过度激励。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促进各行业自由竞争,通过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与高管薪酬激励

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扭曲(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现象。利用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对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与激励过度程度正相关而与激励不足程度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不足,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减轻这种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设计其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一些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股权融资约束的检验

从自由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约束出发,基于中国科技型上市企业2009-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具有校正效应;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明显;自由现金流对校正效应的影响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成熟、大型科技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削弱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非国有、年轻、中小科技型企业受到的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显著。     

EVA考核、管理层薪酬与非效率投资——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薪酬EVA敏感性度量EVA考核与管理层薪酬相挂钩的激励效用,以2010—2012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考察了基于EVA的管理层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基于EVA的管理层薪酬机制正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有效抑制了非效率投资,且这种治理效果随着EVA考核有效性的增强而增强。本文不仅通过关注管理层薪酬为EVA考核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肯定了EVA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揭示了该作用发挥的内在机理。     

经济增长与主权债务违约——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视角

投资者情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2000—2020年64个国家的季度和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研究投资者情绪对经济增长和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发现投资者情绪较为乐观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主权债务违约,特别是那些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且投资者情绪存在潜在的非对称性,过度乐观会显著提高主权国家的违约金额占比和违约概率。机制分析表明,过度乐观的投资者情绪会通过积累大量债务和减少投资来影响一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主权国家在投融资时应更加重视基本面信息,审慎使用外部资本,持续加强监管,防范由于过度乐观而积累风险。     

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 & 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

从自由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约束出发,基于中国科技型上市企业2009-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具有校正效应;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明显;自由现金流对校正效应的影响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成熟、大型科技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削弱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非国有、年轻、中小科技型企业受到的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显著。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融资约束下内部控制对投资不足的治理效应

本文以2011～2012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和不同融资约束形式下,内部控制对投资不足的治理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缓解投资不足,但这一治理效应仅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倾向于债务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显著,而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倾向于股权融资约束的企业中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说明有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独立性董事会的公司过度投资较低,说明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制约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作用;董事薪酬和公司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对于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也发现负债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债务期限与投资决策互动关系中的非线性机制

代理成本理论是解读债务期限与投资关系的关键视角,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都是代理成本问题的表现形式。西方投资理论认为,短期债务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长期债务能够更好地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然而,在较为复杂的代理成本机制主导下,债务期限对投资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作用机制,不同投资区间债务期限选择会直接影响代理成本高低,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可以发现,不同投资规模区间债务期限与投资遵循非线性关系的特征事实。在融资约束和制度不完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应注重健全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方能优化债务期限选择,实现投资决策与外部金融环境间的良好互动。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与治理的中介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借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且明显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推动企业投资效率有效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过度投资、改善投资不足,最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行业和企业所有权等异质性。鉴于此,在企业投资疲软的现实困境下,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释放数字红利,进一步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助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投资效率是否产生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投资效率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与投资效率相反的非效率投资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其中投资过度也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而投资不足没有中介效应。据此,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企业应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优化对管理层的激励政策等途径来提高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对投资活动加强监督和控制;三是政府部门需完善相关的会计准则和制度。     

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治理效应——基于银行贷款与债券的对比分析

本文在揭示银行和债券投资者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6-201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治理效应,并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两种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但同时又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说明银行贷款只是发挥了部分的债务治理效应,但长期贷款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绩效,降低代理成本.债券既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又能够提高公司绩效,并且其治理效应要强于长期银行贷款.信息披露质量只能显著影响债券的治理效应,而且仅限于显著提高公司绩效方面,而不能显著影响代理成本约束.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