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民营企业OFDI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从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四个方面,阐述了民营企业的OFDI现状,然后分析了影响民营企业OFDI的因素,即母国制度、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经济风险、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最后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套利动机分析与启示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理论认为利用已有竞争优势是企业OFDI的主要动机。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度套利也是企业OFDI的重要动机,即企业为了利用特定东道国比较制度优势而进行OFDI。对全球化条件下企业OFDI的制度套利动机与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跨国公司理论新进展与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年来跨国公司理论的最新进展;然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定量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企业的OFDI并没有显著地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最后,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和理论模型的预测,提出了旨在促进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几点启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道国角度

以11个具有代表性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国家为样本,选取12个可能影响我国OFDI的因素为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模型研究我国OFDI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新形势提出建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表国内经济总值、劳动力成本、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的经济水平因子,代表潜在市场规模、非再生能源贮藏量的资源因子以及地理因子对我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战略性资产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对美国OFDI模式选择——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战略性资产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战略性资产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中国—美国"视角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战略性资产对中国在美国OFDI选择并购模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以并购还是新建投资进入美国时,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和动机存在差异,战略性资产仅对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战略性资产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影响差异明显。     

制造业企业OFDI能否抑制其"脱实向虚"?

在分析制造业企业OFDI影响其"脱实向虚"的汇率传导机制和对外产业转移传导机制基础上,利用手工匹配的2007-2014年1229家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制造业企业OFDI对其"脱实向虚"具有抑制作用;高龄的国有制造业企业OFDI对其"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低增速和低金融深化地区的制造业企业OFDI能够显著抑制其"脱实向虚";制造业企业OFDI通过汇率传导机制对其"脱实向虚"的影响尚不明显,而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型OFDI通过对外产业转移传导机制所形成"反哺效应"对"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则已经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欧洲OFDI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两重因素影响下,中国对欧洲OFDI仍保持高位增长。文章通过现象成因分析,利用ARCMAP软件进行空间分布特征描述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对欧洲东道国进行OFDI时,原有的OFDI存量、贸易关系、经济发展、人口因素是重要的考评依据,综合分析,给出推进中欧自贸区建设、进一步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健全中企对外OFDI保障体系、企业加快转型等建议。     

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成的全新数据集,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能力、融资约束程度、出口强度、员工福利水平以及所有制类型等因素外,母国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首先,中国OFDI对母国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母国制度环境是促进中国OFDI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国内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影响地区间OFDI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OFDI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OFDI与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献综述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就OFDI与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国外就该主题的研究起步早,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相对成熟,而国内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主要出现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基本上延续了国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现有文献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而言,受OFDI规模小和"滞后效应"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尚不明显。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OFDI对企业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作用,OFDI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以及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中国企业OFDI发展迅速,中国企业"走"得远的同时,"走"了多久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生存分析模型对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层研究,应用K-M乘积限法研究中国海外子公司持续时间,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哪些东道国宏观与企业微观因素对持续时间产生影响。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