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农地制度 实现我国工业化

30年前,凤阳农民自发“创造性破坏”当时的农地制度,启动了波澜壮阔生动鲜活的全国制度大变革的伟大运动。30年后,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出台,将推动农业的规模经营。成立土地银行,使农民以土地为资本,全面融入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中,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     

城市化背景下农地征收公正补偿探析

目前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不明、范围狭窄、标准过低,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农地征收补偿的不公平性具有诸多危害,在经济上表现为低效率,在政治上表现为进一步拉大城乡贫富差异,激化失地农民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为此需要在立法方面规定农地征收补偿的相当(公平)补偿原则,提高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划定补偿费在村组织与失地农民之间的比例,禁止政府与农民争利.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变化作用研究——基于国际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目标是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及其在耕地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基于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取原则,从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选取42个国家或地区和27年(1982—2009年)时间段作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耕地减少的原因,而积极的农业政策可以促进耕地增加,耕地使用决策者的行为习惯使耕地变化具有滞后效应。从各因素对世界范围内耕地变化的贡献上看,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减少作用有限,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是耕地面积加速减少的必然条件;农业政策及耕地使用决策者行为习惯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产生了重要作用;而土地资源禀赋特征、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基础设施条件等国情因素对耕地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武汉城市囤土地利用变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耦合关系

在分析武汉城市圈1996-2006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武汉城市圈划分为4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地区,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地区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上海市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变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其工业化及城市化的步伐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循着上海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足迹,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并初步得出一些结论,为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内生动态系统的角度,采用PanelData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估计。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和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工业化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恶性循环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没有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荒”现象剖折

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且有利于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迅速减少等问题.农村里青壮年很少,剩余的都是“老残妇幼”的问题,客观上都导致了“农民荒”现象的发生.农民荒问题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国际地位和外交自主,同时也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及促进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     

广东省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及其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耦合关系

研究目的:分析广东省1996—2008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划分快速型、中速型、慢速型和稳定型4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探讨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耦合关系。研究方法:GIS技术,统计分析与耦合分析方法。研究结果: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粤东地区次之,粤西地区和北部山区相对稳定;城市化、产业非农化与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有较高一致性,表现出良好的正相关性。土地利用变化越剧烈的地区,其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越大;处于城市化加速和完成阶段、工业化中期和后期的县市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研究结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掌握广东省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分异及其与城市化、工业化耦合关系,合理调控未来各区域土地利用发展方向。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发展与启示

日本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较好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互动发展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保障.要实现 “三化”协调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继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强涉农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加深中小城镇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融合,为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的春风 推进康桥镇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在上世纪70年代，康桥镇叫周西乡，是南汇县30个乡镇中唯一没有小集镇的乡镇，当时的康桥汽车站，只有一块孤零零的站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集镇居民也只有1430人，只占全乡总人口的4％。现在的康桥汽车站，是南汇区交通繁忙的车站之一，汽车排着长长的队伍，周边高楼林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 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 （1）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 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城镇化发展背景下贵州耕地保护效应评价

[目的]分析、研究、评价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的影响。[方法]文章在对城镇化发展与耕地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研究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从而提出相应的耕地保护策略。[结果] 2005—2016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不断上升,耕地面积则逐年下降,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张、城市土地低效利用等原因影响,导致贵州省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呈反向发展;贵州省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效应呈现正面效应。其中,对耕地集约的效应影响显著,同时对耕地规模、耕地质量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耕地集约程度、耕地规模与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均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过程。[结论]通过对城镇化发展对耕地保护的效应研究,据此提出落实土地总体规划,建立耕地保护预警系统、提高贵州省各族农民对耕地保护意识等建议。     

基于自然等提等潜力指数模型的耕地整治建设等别目标研究

[目的]通过土地整治项目区的耕地质量等别明确耕地整治建设等别目标研究,确定各分等因素的现实和自然等潜力,并准确识别项目区的主控因子及其可提升程度,便于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措施,并对整治建设工作效果作出科学的预期性评判。[方法]基于2010年农用地分等补充完善成果和中江县集凤镇、南华镇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报告,通过加权求和得到项目区不同作物各分等因素的平均质量分值,运用自然等提等潜力指数模型得到项目区耕地的理论潜力与现实潜力,并识别耕地质量提升的主控因子。[结果]中江县集凤镇、南华镇土地整治项目区的主控因子为灌溉保证率、有效土层厚度、坡度、岩石露头度、有机质含量,项目区的省级耕地自然等提升现实潜力为1.33等,理论潜力为1.48等;国家级耕地自然等提升现实潜力为2.46等,理论潜力为2.62等。[结论]耕地质量提升的现实潜力可以作为土地整治建设的耕地质量等别目标。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基于我国城市化趋势和人多地少的国情,认为城市土地利用合理与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的科学水平不高，城市用地无计划的扩张，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效益低，环境问题严重，提出应加强宏观管理，建立规范化土地市场，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建设，做好土地综合开发。     

河北省枣强县绿色农产品土地环境评价

[目的]通过开展绿色农产品土地环境评价,圈定适宜发展绿色农产品的土地范围,为农业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申请绿色产地认证和局部区域的土、水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地球化学依据。[方法]文章基于1:50 000土壤和灌溉水地球化学调查结果,依据《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 391-2000)评价标准,对河北省枣强县开展绿色农产品土地环境评价。[结果]枣强县绝大部分地区单项污染指数小于1,调查区99.66%的面积符合土壤绿色产地要求,仅个别样点表现出超标现象,超标指标主要为汞和镉;78.21%的面积符合灌溉水绿色产地要求,超标指标主要为氟化物和pH。[结论]枣强县具备开发绿色农产品的土地环境潜力,以此为依托,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目的]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标,分析2006~2015年宁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方法]文章采用熵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等2种方法分别求得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各项指标权重,计算两者的均值确定指标的最终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宁夏近10年的耦合协调度并进行评价。[结果]2006~201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土地城镇化增速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现出依赖程度先下降,2011年大幅提升后趋于稳定的状态,发展度与协调度小幅度提升;县域尺度分析来看,银川市等协调发展程度良好,对周边地区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然而南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低度协调、失调衰退状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城镇化滞后现象严重,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是宁夏亟待攻克的主要城镇化问题之一。[结论]宁夏人口城镇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我国耕地质量状况与提升对策

耕地是最宝贵的农业资源和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耕地质量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提升耕地质量是促进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退化和污染严重、占优补劣现象普遍。根据耕地质量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我国耕地质量提升的目标是:(1)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提高;(2)土壤养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障碍因子得到消减或控制;(3)高标准农田布局和比例合理化;(4)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化。建议我国耕地质量提升采取如下措施与对策:(1)开展全国耕地质量调查;(2)构建全国农田土壤质量监测网络和研究野外台站两大平台;(3)开展便捷施用技术,高效、循环利用的"有机肥资源利用"工程;(4)实施中低产田改良与污染土壤修复的"土壤障碍因子消减"工程。研究对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建设、推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 为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利用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为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6年黑龙江省4个时期13个地市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综合发展指数总体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度不高,长期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度指数为波动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结论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耕地利用耦合协调度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尚在可控范围内,需持续关注,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合理调整。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探究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文章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内涵及耦合机理,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及SBM-DEA模型,测度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地级市城镇综合指数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间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 （1）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综合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8.11增加至2019年的16.10,平均增速达6.50%;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0.70,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的趋势,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2）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提高至2019年的0.40,但两者暂未步入协调阶段;（3）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程度逐渐增强,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东部地区,而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变迁,该集聚格局呈逐步扩大态势。结论 应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强化耕地绿色发展理念,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邻近市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应用方法研究

文章提出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应用于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和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划定的方法,并在阐述确定耕地等别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将耕地限制类型与中低产田改造类型进行对应,制定了"最大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第二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最小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的耕地等别限制因素组合命名规则,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按此规则命名表达,在划定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的同时,方便把握耕地质量改造方向和时序安排。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的划定方法是,提取监测成果中高等别耕地、等别提升耕地与规划基本农田重合的部分提取出来,删去其与规划为非农用地重叠部分,将其集中连片的部分,其与土地整治规划区一起划为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划定的方法是,提取监测成果中低等别耕地和等别降低耕地,删去其与规划中非农地重叠部分,然后根据耕地等别限制因素改造的难易程度,将其中含有较易和中等改造难度的限制因素类型的耕地列为质量重点提升耕地,将其集中连片的部分与土地整治规划区一起划定为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