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架构、全球价值链与本土企业升级路径

产业价值链低端化使中国制造业屈居国际垂直分工的末端,严重制约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本文运用全球价值链动态演化观点,从产品架构的产业分类视角对封闭整体型、封闭模块型和开放模块型三种产业类型中GVC治理演化路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升级可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结合格兰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与整体型产品架构相比,处在模块型产品架构产业中的本土企业升级的可能性最大,其中决定本土企业升级的关键因素是其在GVC中能力的提升。     

链网双重架构下的中国企业升级

在模块化分工与价值链分工双重架构分析框架下,为突破价值链功能升级的困境,认为本土企业升级要以产品架构价值节点层级升级优先,由此形成了模块提供者导向的升级和模块集成者导向的升级两种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两种升级路径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产品内分工与产品建构陷阱:中国本土企业的困境与对策

本文在产品建构理论(Product Architecture Theory)的基础上,分析了本土企业陷入产品内分工陷阱的根本原因。通过建立包含产品内部界面约束度和产品价值网络紧密度的产品建构函数,提出本土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体系内部谋求结构升级过程中将面临两类产品建构陷阱,第一类将导致本土企业的产品价值链低端锁定,第二类是引发本土企业系统创新瓶颈的重要诱因。本土企业要避免陷入产品建构陷阱,关键在于技术和组织双重层面的自主创新。在此基础上,给出本土企业摆脱产品建构陷阱和产品价值链低端锁定、提高系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

全球价值链(GVC)的分离与整合,形成发展中国家代工者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四种现实对接关系集合。其中,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过程。俘获型网络的产生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因此,发展中国家摆脱GVC背景下被俘获关系的出路在于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NVC)的培育。从NVC与GVC的比较视角出发,本文探讨了构建发展中国NVC的内在决定条件以及由NVC向GVC转变的可行路径,并据此提出中国代工企业如何在NVC条件下消除由俘获型网络向均衡型网络转化中的障碍因素,以及相应可实施的四种策略选择。     

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从理论上厘清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及边界,进而拓展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在对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及世界投入产出表匹配基础上,就中国省级区域双重价值链嵌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相对于国内价值链,中国大部分省级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深,且2007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价值链攀升势头;②沿海地区在双重价值链中更多扮演“加工制造者”角色,内陆地区则是更多扮演“原材料、初级产品供给者”角色;③“入世”以来,中国制造部门全球价值链位置呈现“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国内价值链分工和资源整合是推动中国制造部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④市场整合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企业成长效应是国内专业化分工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加快中国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升级,应更加重视国内资源整合,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更加重视高级要素培育,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更加重视本土关联,提升国内配套能力。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模型,构建了一个综合反映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的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分析框架。在剖析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不同演进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测算价值链地位指数、增值能力指数和价值链获利能力指数,刻画了1995—2011年中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嵌入位置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中技术、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分别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中国制造业的行业技术水平与增值能力负相关,嵌入在低增值环节是导致中高技术行业增值能力弱的关键因素: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开始呈现嵌入位置攀升带动增值能力优势增强的积极态势:而中高技术行业则面临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同时下滑带来的边缘化风险。增值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升级要素结构、培育技术优势,以提升嵌入位置为抓手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是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定价权缺失及转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制造＂正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中国仍然处于这一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商品定价权的缺失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颈。文章对＂中国制造＂背后定价权缺失的原因以及定价权转移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足,无法占据国际产业链高价值的两端——上游及下游环节,而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即＂微笑曲线＂中产品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区域。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应向＂微笑曲线＂上游移动,提高企业的研发、设计及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向＂微笑曲线＂下游移动,通过特许经营、品牌租赁、自主品牌等路径提高企业的品牌营销能力。     

基于共同演化范式的代工企业GVC升级机理研究与代工策略启示——基于二元关系的视角

GVC嵌入中的我国代工企业升级与伪升级命运迥然各异,其背后机理既有的理论缺乏解释,代工企业面临代工策略的决策困境。本文认为,二元关系的视角下代工企业的GVC升级命运,是代工能力建构与GVC知识治理共同演化的结果。基于共同演化范式,对多层次嵌入情境、初始条件、演化机理以及GVC升级或伪升级演化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代工能力的专有性是升级演化的主要动力,其处于主导的条件下,适度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将起着助推升级的积极作用。但是,当代工能力处于专用性主导时,关系专用性投资将使代工企业进一步陷入伪升级泥潭。据此结论,为代工企业提出寻求GVC升级的相关代工策略与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与“悲惨增长”——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分析

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GVC)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分工收益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道路中,国内纺织服装业形成了以跨国采购商为主导的俘获式GVC。跨国采购商所决定的分工格局以及对升级的控制,将作为代工者的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牢牢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这正是国内代工企业在GVC中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陷入悲惨增长的根源。摆脱跨国采购商的升级控制,培养自己的高级要素,实现由俘获式GVC向均衡式GVC的转变,是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     

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基于中国的实践,提出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即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中间产品外包,通过国内生产体系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引致国内中间产品的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上述机制共同推动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对间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但随着中间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负向效应明显下降;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尤其是促进创新、知识和科技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效率;扩大高技能劳动力教育供给与国际研发合作;提高国内中间产品R&D投入强度,逐步降低对G5发达经济体中间产品的依赖,释放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效应,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产品内分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研究——基于15个制造业子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基础上,以1997～2009年15个制造业子行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与其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利于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价值链环节,实现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作为组织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本文对GVC模式的产业转移从学理上进行了界定,阐述了给全球化带来的四个特征性事实;在从要素特征、竞争优势、技术进步、市场环境和国家战略等方面分析了GVC模式的产业转移的驱动力量后,指出由GVC来主导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国际技术前沿的实施机制;进一步,本文探究了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将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内涵的竞争方式,与自身的国情和优势相结合来发展国内价值链,应该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一条新思路。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本土制造企业升级机制及战略选择

全球生产网络为本土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升级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低端锁定”的困境,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是建立基于网络的本土企业升级机制并选择相匹配的升级战略.全球背景下本土企业依赖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发达国家领先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网络联结,通过知识转移和技术学习机制不断学习并提升企业能力进而实现升级,这一过程是一个协同演化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本土企业应选择适合的网络嵌入战略和升级学习战略,其关键在于资源、网络与企业升级之间形成协同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煤炭企业价值链延伸及关键成功因素分析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GVC,Globle Valule Chain)理论(Gereffi,Korzeniewicz,1994)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但学术界目前主要讨论的是制造业、高科技等生产者与购买者的驱动链(张辉,2006),而对传统产业,尤其是资源开采型企业的产业升级研究则几乎是空白.     

产业价值链模块化重构的价值决定研究

目前，以标准模块为基础的制造模式正在全球各产业迅速推开，进而推动了产业价值链以模块化为特征的重构。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抓住产业价值链模块化重构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模块的价值决定，围绕决定模块价值的重要因素展开研究，以期捕捉其中的价值运动规律，为产业价值链的升级，也为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标准模块制造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获取最大价值提供参照。     

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集聚区的嵌入与升级——创意产业的案例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服务业具有了全球性分布的空间特征。实证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理论(GVC)在研究地方制造业集群的外部联系方面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鲜有将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应用于服务业集群的文章。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以中国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例,比较不同的嵌入方式对于服务业集群升级前景的影响,并探讨全球价值链下我国服务业集聚区升级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升级路径选择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处于低端环节,迫切需要升级.本文应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三种企业升级路径,并对我国亚光纺织集团和雅戈尔集团的升级实践进行了讨论,最后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测算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品国际分工形式的转变导致传统贸易总值统计方法无法反应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获利。以价值增值的贸易统计方法为研究新型贸易体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首先介绍了3类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的测算方法，分别是基于WIOD数据库的里昂惕夫经典方法、基于I-O投入产出表的总出口分解法、基于微观数据的企业出口分解法。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基于价值增值的GVC收入、GVC就业、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资源消耗与排放等的应用研究。最后对测算方法的关键方程、使用数据、应用研究和代表论文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分析——以上海IC产业为例

本文以嵌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上海IC地方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上海IC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现状及内在决定问题.分析表明,上海IC产业因缺乏核心技术,其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明显受到领先公司战略意图和升级控制的影响,这种锁定效应使上海IC产业陷入的升级困境.因此,要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上海IC产业就必须培养高级要素,通过自身的技术积累、资本积累等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主动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实现价值链由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4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