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理事会受托仍是行业首选模式

我国企业年金以信托型为基本模式,受托人是企业年金管理和运营的权力中心。按照受托机构的性质,企业年金运作模式分为法人受托模式和理事会受托模式。法人受托模式是指由取得相应资格的金融机构担任受托人的管理模式;理事会受托模式是指由企业内部成立的企业年金理事会担任受托人的管理模式。企     

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研究

企业年金基金同时具有信托属性和法律主体属性。企业年金法律关系是以信托法律关系为基础的双层法律关系。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有内部化和外部化两种模式。企业年金理事会应当定性为企业年金基金的内部管理机构。法律将受托人的职责进行强制拆分,有利于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的均衡。在实践中,职工的权利被弱化而企业却常常越位。本文认为应从合理分配企业年金理事会理事的责任、强化职工权利等角度完善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     

新政下的企业年金

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使企业年金的运作更加规范和灵活,而从企业年金实际操作的现实情况来看,仍然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办法》规范企业年金理事会运作,明确理事会成员责任,但缺少法律支撑。《办法》以维护委托人和受益人权益为本,对理事会的组建程序、成员条件、聘任方式、运行方式、决议程序、法律责任、职责终止等给予了详细规定,     

理事会受托人如何开展风险管理工作

资产管理是企业年金运营管理业务的核心,制定战略资产配置策略是年金受托人的法定职责.理事会受托人应将战略资产配置识别为核心风险业务,以此为中心展开风险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从而向管理专业化、市场化迈进.当前,我国企业年金存在理事会受托和法人受托两种管理模式.比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2007年建立年金计划后,选择理事会管理模式...     

企业年金理事会受托模式下的结构治理

本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企业年金理事会受托模式的不同治理机制,从理论上界定了当前中国企业年金理事会的基本特征,并结合监管导向分析了当前受托模式下应当完善的重点。     

浅议理事会模式下的企业年金风险管理

本文以我国企业年金理事会受托模式的运作流程为基础,分析了投资风险、治理风险、法律风险、营运风险和操作风险五类风险成因,并从治理结构、内部及外部监管机制、信息披露等方面阐述了企业年金理事会风险防范对策。     

论我国企业年金管理模式改革的战略方向

通过对我国企业年金管理模式纵横两方面的比较,本文认为,从微观的企业年金管理的层面上讲,法人受托模式下的2+2和3+1捆绑模式是目前企业年金管理的两种较好方式;从宏观的企业年金改革的层面上讲,企业年金管理改革的战略方向有四:从非信托模式走向信托模式;从理事会受托模式走向法人受托模式;从法人受托分拆模式走向法人受托捆绑模式;从传统金融机构捆绑模式走向养老金管理公司捆绑模式。     

CalPERS基金运作机制及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借鉴

本文研究了美国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的运作机制，包括治理横式、参与公司治理以及投资组台构成等，分析了CalPERS的改革动向及其含义，提出了强化我国企业年金理事会职责，改革企业年金理事会成员构成、引入外部独立理事、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投资组合多样化等政策主张。     

理事会受托模式下企业年金投资人组合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

如何理性、科学、高效、准确地制定资产配置策略、选取投资管理人,实现年金运作稳定的保值增值,是当前理事会运作模式下企业年金管理的焦点。本文试图运用投资组合的方法,运用线性规划工具,以各投资管理人业绩表现为决策依据,对资产配置策略和投资组合进行量化分析,探索科学、高效的资产配置策略、增量资金分配策略和风险控制。     

理事会受托模式下企业年金投资人组合的量化研究

如何理性、科学、高效、准确地制定资产配置策略、选取投资管理人,实现年金运作稳定的保值增值,是当前理事会运作模式下企业年金管理的焦点。本文试图运用投资组合的方法,运用线性规划工具,以各投资管理人业绩表现为决策依据,对资产配置策略和投资组合进行量化分析,探索科学、高效的资产配置策略、增量资金分配策略和风险控制。     

我国企业年金信托受托架构的本土化问题——以企业年金信托受益人保护为中心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实行DC模式,制度设计者期冀借用信托制度来保护企业年金基金的安全和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的权益。但是,从国外移植的制度设计与我国的信托法律环境并不配套,导致我国企业年金徒有信托之名没有信托之实,在企业年金基金运作中无法充分发挥信托的制度优势,作为企业年金信托受益人的广大职工面临着潜在的制度和法律风险。本文结合5年来我国企业年金的市场实践,从法律的视角解释了我国企业年金适用信托制度过程中存在的本土化问题,论证了目前企业年金信托受托架构设计缺陷对职工权益保护的影响,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年金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本管理功能,本文分析了实施年金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年金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实施年金计划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机理检验表明,企业年金能够通过增强员工满意度、加大对员工创新技能培训投入来发挥创新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年金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并且在不同环境和企业特征下具有异质性,即企业年金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国有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年金政策实施效果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建立并完善企业年金计划、优化薪酬福利制度以实现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企业年金市场进入规制研究

本文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市场进入规制。质量规制目标明确,最低资质标准能够保证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的底线质量,但受评审专家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干扰,资格认定机制无法保证经营牌照发放给真正优秀的金融机构。资格认定机制也是数量规制措施,监管当局缺乏对企业年金市场合理市场结构的明确判断,政策的摇摆导致早期企业年金市场恶性价格竞争,未来垄断合谋的可能性增强。     

企业年金税惠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统一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迫切要求,它直接影响着企业年金制度变迁的方式、企业年金需求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选择等问题。因此,从制度变迁、需求弹性、收入替代效用等经济学范畴出发进行分析,可得出目前我国应尽快建立与企业年金发展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结论,但需注意的是应防止利用税惠政策优惠高薪雇员以及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金衔接的问题。     

Individual Annuity Demand Under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the risk that the mortality trend in a population changes in a nondeterministic way—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rporate decisions has recently been the subject of lively scientific discussion. We show that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 is also a key determinant for individual annuitization decisions.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 appears to be a risk very difficult to transfer for individuals. Whether its existence leads to a higher or lower annuity demand depends on objective factors (e.g., insurers’ vulnerability to aggregate mortality changes). Subjective factors (i.e., individuals’ preferences) determine only the intensity of the annuity demand reaction to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 Our results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financial planning approaches of individual annuity buyers but also for strategic decisions in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or solvency regulators. Furthermore, consideration of aggregate mortality risk may alleviate, but also intensify, the annuity puzzle.     

Attracting Flows by Attracting Big Clients

We explore a new channel for attracting inflows using a unique data set of corporate 401(k) retirement plans and their mutual fund family trustees. Families secure substantial inflows by being named trustee. We find that family trustees significantly overweight, and are reluctant to sell, their 401(k) client firm's stock. Trustee overweighting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relationship is more valuable to the trustee family, and is concentrated in those funds receiving the greatest benefit from the inflows. We quantify this flow benefit and find that inclusion in the 401(k) plan has an economically and statistically large, positive effect on inflows.     

美国税收递延型企业年金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税收递延企业年金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以美国税收递延企业年金为研究对象,运用序数效用理论和消费者均衡,结合风险因子、工资、缴费期限等因素,分析其微观经济效应;进而根据美国的所得税率,测量各模式的收入积累效应,以及对工资、投资收益、缴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对比度量各参数值对个人积累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现行的免除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 EET 税延方式是最优的,参加税延型企业年金计划可增加个人积累;缴费年限对退休后积累值的敏感性最高,投资收益率、工资依次次之,缴费率不敏感。由此,结合我国情况建议采取 EET 模式,延长缴费年限,降低门槛和放宽投资,建立法律审查机制。     

企业年金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差距的政策仿真研究——工资异质性的视角

引入工资差异对企业职工企业年金缴费意愿的影响,采用仿真方法测量企业年金对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差距的影响。首先,根据我国养老制度安排,构建了企业年金基金、基本养老金、退休金预测模型和养老金差距测量指标;其次,选取工资水平从社平工资的0．5倍～5．0倍的14类代表性职工,模拟了基准情境和提高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四种情境——提高雇主缴费的企业所得税免税上限、降低雇主缴费计入个人账户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领取阶段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免征个人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年金及其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差距,提高雇主缴费的企业所得税免税上限的作用最显著。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提高、企业年金管理费率降低、余寿减少、社平工资增长率提高和工作年限增加都会放大这种作用,反之亦然。工资越高企业职工从企业年金中获益越大,可能扩大企业职工内部养老金差距。     

中国企业年金计划担保机制研究

为顺利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减小职工面对的投资风险、平衡职工间的收益差异,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收益率担保为主的DC型企业年金担保机制。我国的企业年金计划也引入了风险准备金制度,但这一绝对收益率担保政策尚存在担保评估周期模糊、担保收益率较低、担保方式和资金来源单一的问题。特别地,在年金基金面临投资亏损、企业(计划发起人)或年金计划破产等担保需求下,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收益率担保机制并构建破产担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