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债务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若债务比例增加1%,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与低的地区相比,公司市场价值平均多提高[作者单位].54%,并且,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只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才存在.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债务治理的作用越强,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董事会治理特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经验证据

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具有信息披露监督的权利与义务,董事会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信息披露违规与否,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和互动机制,有助于探索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共性措施。本文在研究董事会治理特征的整体框架的基础上,以会计信息披露违规作为终极研究对象,选择2004-2006年间受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违规的内在关系,为改善董事会治理水平、抑制信息披露违规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8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内部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董事报酬、独立性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董事报酬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在考虑董事报酬内生性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董事报酬、独立性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长任期的CEO、CEO兼任董事长、较大比例的内部董事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障碍.董事报酬是一种公司治理的强化机制,当董事会保持独立时,其报酬结构能更好的激励董事履行监管职能.但是,当董事会失去其独立性时,其报酬结构会加剧公司的代理冲突.授予董事会合理的激励报酬可以克服公司监管障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数字化治理与企业绩效：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指标,尝试分析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和理论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该影响在数字技术使用和传统治理的数字化等维度都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不足。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数字化治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重点发挥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考虑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差异,精准施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

借助一个独特的样本,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证实媒体在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随着媒体曝光数量的增加,上市公司改正违规行为的概率也随之提高。通过对媒体不同特征的分类,本文发现,相对于政策导向性媒体,市场导向性媒体具有更加积极的治理作用;深度报道以及曝光内容涉及对投资者构成严重侵害的报道也表现出显著的治理效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实现的。这一发现符合行政治理文献的一般原理,也为行政治理理论在转型国家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份新的经验证据。本文不仅拓展了文献对媒体在转型国家发挥治理作用机制的认识,也为转型国家如何充分发挥媒体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法,考察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支持了有股权激励尤其有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可能有短期盈余操纵行为的观点。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 2 0 0 3 )一文所使用的“终极产权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 2 0 0 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 0 0 1年至2 0 0 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改善民生是中国城乡统筹改革实践的原动力

民生是中国城乡统筹改革实践的原动力。改革起始期,是民生呼唤下的自发改革与政策调整;改革深入期,是民生推动下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改革攻坚期,是民生引导下的统筹发展与新农村建设。30年农村改革历程,致使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与改革的渐进式节奏相互吻合,推动着"人本"式的农村改革健康有序地发展。     

The impact of equity ownership groups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Ukraine

W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ownership groups on companies’ investment in Ukraine with a novel dynamic investment model where investment is based on present and historical levels of profitability (market-to-book value of equity) and lagged investment. Groups include state, insider, non-domestic, financial and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group (FIG) ownership. Contrary to the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past level of profitabili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investment; the majority presence of and increases in state ownership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s’ investment, as is the case for non-domestic and financial companies’ ownership. Insider and FIG ownership have no impact on investment. We explain the results by the extent of liquidity concerns (hard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measured by cash flow interacted with a dummy variable of majority ownership of the respective group, and the extent of asset stripping for the corresponding ownership group and relate them to over- and under-investment, and to the free cash flow or cash constraint hypothesis.     

The role of short selling threat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staggered deregulation of short sales constraints in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short selling threat related to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strategies. Our study finds that pilot firms experience a larger increase in hard disclosures, and a larger decrease in soft disclosures after short selling deregulation. Specifically, the increase in hard disclosure is found primarily at good environmental performers, whereas the decrease in soft disclosure is primarily found at poor environmental performer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hard disclosure and the decrease in soft disclosure is significantly more pronounced at firms that are covered by small number of media and analysts, with low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stock liquidity. Overall,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rms might change the type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to mitigate their exposures to short selling threat, and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disciplining effect of short sales o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新产品开发导向下知识转化对集成创新微观促进机理解析

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竞争优势培育的关键环节,而集成创新是新产品开发的主要形式,知识转化对集成创新具有内在促进作用。在新产品开发集成创新过程中,存在大量知识社会化、知识外显化、知识内隐化和知识组合化行为,可将对集成创新的激励转化为对知识转化的激励。知识转化视角下集成创新理论与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

银行体系的重要地位和银行危机的频繁发生显示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在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山东、河南两省 2 8家城市银行的调查样本对我国地方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及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虽然我国地方性银行国有和集中的股权结构特征明显 ,但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 ,同时集中型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银行高管人员薪酬有较明显的负激励效果。此外我们还发现 ,外部董事比例和银行规模基本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 ,而且山东、河南两省城市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也不存在省际间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