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致使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对就业规模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对就业结构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中等技能员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存在就业替代效应。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生产率及扩大经营范围作用路径影响企业劳动力就业。第三，不同所有制、生命周期、科技属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非线性影响，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劳动力就业的优化作用不断增强。     

城市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制约因素与机制分析——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在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制约因素时,不仅要关注行业技术特征及劳动复杂程度的异质性,也应当重视所有制的影响。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下构造了理论模型,基于企业微观劳动力配置机制的视角,在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国有部门委托人约束不足与劳动人事制度引起劳动力流动性下降的作用机制,以及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不够通畅的形成原因。然后,基于CHIP(2013)微观调查数据的回归模型,检验并分析了行业技术特征和所有制性质对劳动力流动的不同影响,实证结论较稳健地支持了理论推断。本研究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出资人和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而强化国有企业的委托人约束;二是以国有资本功能的分类界定为前提,加快制订和落实差异化的企业用工改制方案,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在健全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理顺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国有企业劳动力配置的持续优化,促进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     

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文章指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不仅国有企业自身解决就业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存在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也受到拖累.因此,国有企业存在就业拖累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竞争性约束促使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日趋合理,产权改革也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能力,政策性负担逐渐被剥离,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也将有所减弱,从而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逐渐减小.因此,国有企业的就业拖累效应具有门槛特征.文章利用1997-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推断.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

改革以来,我国的就业体制由原来的单一的“体制内就业”过渡到“就业双轨制”。即一块受市场调节,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自主谋职;一块仍受行政调节,由政府控制,企业和职工没有独立决定劳动力进入和退出的自主权。相应的,劳动力市场也分割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这种状况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含义我国劳动力币场分割为体制内部劳动力币场,即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部劳动力市场。1．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

实现更加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国有企业如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肩负起“稳就业”的社会重任,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标。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平常时期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并提升其经营管理效率,促使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稳就业”目标,具体表现为国企整体就业吸纳人数的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承担“稳就业”责任后,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并提升资本市场价值。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经济目标和促进就业稳定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双赢”。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利弊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是一种企业制度,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等都起着积极性作用,故长期以来在国有企业中都得到重视,并且长时间贯彻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及发展全过程,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文章先简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分析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有利之处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弊端,提出了改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弊端的几点措施。     

郑斯林:中国不可能靠输出劳动力来解决就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近日说,中国这么多劳动力,不可能靠输出到国外解决就业问题,只能靠本国解决。 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不可能容纳中国这么多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今后若干年内是中国十分重要的问题,形势严峻。就城镇而言,最近几年,每年大约需要为2400万人安排工作:800万失业人员,600万下岗人员(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就业岗位900万,这对中国来说有一定困难,但即使安排了900万,还有许多人没有安排工作,这还不包括农村的情况。中国今年的就业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落实”,落实目标责任,落实各项政策和“两个加强”,加强对求职人员的服务,包括培训、介绍职业等,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加强研究一些长期的机制,怎么样促进就业,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就业。     

为何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本文用一个国有企业工资和就业决定模型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在国有企业的工资和就业决定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提高管理者固定收入和利润分成比率)反而会阻碍企业重构。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越来越小,但其就业份额却仍然非常之大,这就使得政府更加强调国有企业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放松管制对于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重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现阶段我国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矛盾

1郾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释放计划经济形成的大量企业冗员。在长期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形成大量冗员。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人口压力。大量的劳动适龄人口需要工作,而在体制上国家基本上采取了城乡封闭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农村劳动力的95%以上滞留在农村;城镇劳动力就业基本上实行单一的全民企业计划安排,使得国有企业容纳的人数剧增,加上有关部门规定待业率不能突破3%,国有企业不得不靠牺牲效率来维持安定,许多富余人员在国有企业内部沉淀下来。这种就业配置的代价是企业效率和效益的降低…     

中国所有制部门劳动力集聚的测度与分析

分析了1998—2010年我国城乡所有制部门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状况。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测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的集聚指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和区位基尼系数,并用以分析城乡所有制部门吸纳劳动力要素能力的发展趋势。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了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进程实证——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此同时,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于产值比重,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显著偏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偏低。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是转移空间不足,即二、三产业就业容量不足。其中,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是导致转移空间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兼顾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二、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论用人力资本所有者产权主导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遵循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货币资本产权原则,不能科学地体现中国国有企业的设立宗旨和特定功能,也不能科学地建立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现实需要我们用人力资本产权原则替代货币资本的产权原则主导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用人力资本产权原则确定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所有权。     

How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in China?

Bai, Chong-En, Lu, Jiangyong, and Tao, Zhigang—How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in China?Using a comprehensive panel data set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privatization on social welfar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 found to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firm employment, but it did lead to increasing sales and hence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Meanwhile, there was a gain in firm profitability contributed to mostly by the reduction of managerial expenses to sales.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wa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and was more pronounced when state ownership was reduced to minority position as opposed to majority position.     

国有企业对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的非对称影响

要素市场化的滞后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则是其重要表现.文章从国有企业的视角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一方面,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使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获得了大量资本,加剧了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功能以及工会的作用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高于非国有企业,反而有可能改善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本文测算了171个三位数行业的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但是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小.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国有企业在提高劳动者收入上的作用值得肯定,但降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保护,将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     

论所有权结构的治理功能--关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设计

本文提出了一种所有权结构的理论,将激励和监督统一在一个所有权结构模型中,其中,激励因素决定了企业的可实现收入,监督因素制定则决定了管理者对收入的转移量。利用这一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两个主要阶段－－承包制和公司制进行了分析。由于国有资产（或国家股）不存在明确的利益主体,因此,它在企业中也不适合作为监督主体而存在,为使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可行的办法是让其“搭便车”,也就是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进行重组,通过引进监督实体来优化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股份制对于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是必须的,但不是充分的。只有借股份制的契机,优化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才是可行和有效的。     

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约束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

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而只能获得较低创新产出的背景下,本文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视角出发,在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了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从而详细地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如何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到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及双元创新产出提升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明显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和利用式创新产出的提升,而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产出的提升却并无显著影响,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但作用效果却会因企业内部特征的不同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特征差异而具有明显区别。由此,应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特别要在高技术型和高学历员工占比较高的国有企业中优先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进一步优化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各类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研发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高技术产业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研发效率进行了度量,着重度量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出口、消化吸收经费投入等因素对该产业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通过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研发效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研发效率整体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和消化吸收经费投入与该类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三资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研发效率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消化吸收费用对其研发效率提高作用不显著。     

竞争比产权更重要:再论国有经济存在理由

对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进行多层次的博弈分析,比较不同情形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以及社会福利含义,论证在线性需求、成本相等的假设下,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负担的确是其与私人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充分条件,国企改革思路应放在如何把国有企业培育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上。即便是承认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经营成本高,国有企业仍有存在的效率基础。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竞争比产权更重要。     

Do productivity and ownership really matter for growth? Firm-level evidence

Using data on Ind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1987–2006, the paper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ownership and employment growth. After accounting for various firm level controls,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firm growth improves primarily through passive learning, whereas higher levels of active learning appear to slow down firm growth, although the magnitude of these effects is economically small. Besid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ownership is significantly and non-linearly related to firm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