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十一五”时期的消费需求趋势

1978-200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3％，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9％，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率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5、0．8和3个百分点，资本的快速积累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主导作用。从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看，1995-2004年GDP年均名义增长10．2％，最终消费年均增长9．3％，投资增长年均11．2％，高于消费增长1．9个百分点。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到底是生产要素的积累,还是生产率的增长?对这一问题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很多研究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但这些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本文在中国资本投入指数序列基础上,估计出中国1981~200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后并没有保持较高增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为吸收因素构建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并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阀值转换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上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     

土地制度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大推手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土地和劳动的要素投入，是以资源的高耗费来支撑高投资和高出口。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的生态环境等因素使得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日益增大，我国经济必须从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的要素投入转向依赖技术创新和生产率要素的提高。但是，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我国GDP不经济增长原因分析

影响我国GDP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四方面：城乡二元制结构、服务行业发展不够和中小、微型企业少．是制约经济高效发展的瓶颈；固定资产投资的质量问题是贫富差距加大的一个潜在因素；低附加值产品规模经营的外贸策略制约了企业员工收入的增加，成为经济发展有效增长的潜在阻力；政府对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投入不够．成为制约国内消费的关键因素。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在危机中反思，在改革中探索

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把政府投资和产品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国内消费需求一直乏力，其背后是中国的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靠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发展，不仅大多数企业没有充足的资本积累，老百姓的工资涨幅也非常有限，没有从企业挣到钱，自然消费也比较乏力。     

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     

消费与投资—哪个更重要

作为总需求的两种基本形式,消费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都很重要。但是,在不同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两的重要性又有所区别。第一,从短期考虑,当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促进消费与投资扩张都将有利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但从长期考虑,经济增长则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但从长期考虑,经济增长则要依靠资本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因此,长期经济增长就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而不是消费率的增加。第二,消费占总需求的大部分,但实证分析表明,消费是稳定的、变动和缓的;投资占需求的小部分,但投资是活跃的、变动剧烈的。因此,对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增长是正相关的.只有高储蓄及高投资才会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第三,消费与投资并不是矛盾的,消费会刺激生产,生产增加又会扩大厂商的收益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资金积累;而当人们少消费,把更多现期收入储蓄起来并投资时,资本积累引起的未来收入增长又会使人们享有更多的消费。第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离不开消费的中介。总之,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消费的短期作用及投资的短、长期作用是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赶超,就必须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域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0-2011年的省域制造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变化的横截面及不同时期的分解对比,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正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不损害国家总体贸易政策的前提下加强进口和引进FDI是一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好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SBM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地区分布上呈现“东弱西强”的特征。进一步回归发现：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单一门槛效应。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发现,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89-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生产率增长的内外来源,即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效率改进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技术进步则存在逆向的促进作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其动力来源主要源于研发投入;另外,如果研发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共同作用于技术进步时,会呈现出相互替代性;同时,回归还得出前期生产率增长对当期生产率增长具有循环累积效应。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本文对1980到2003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发现：（1）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快，年均增长率为6．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4．42％；（2）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最高．年均增长15．7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8．59％，仅次于全要素生产率；（3）劳动的增长率以及对增长的贡献份额都较低。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急速下降．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大幅下滑，资本的贡献大幅上升。此外，本文详细讨论了估计珠江三角洲固定资本存量存在的困难，通过对比各种方法的特点，选择适当的估计方法。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驱动型增长

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我国的科技创新程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较大,尤其是2008年之后,增长率逐步下降,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相对比重在下降,这对于我国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的推进是不利的,必须加大力度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促进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的实现。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技术创新;构建有效的产学研结合平台,促进生产力提升。我国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仍旧任重而道远。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