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本文运用2011年针对辽宁省沈阳市96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前接受培训情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显著因素.同时,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水平、不同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读书在城里的农村人.其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本文在详细调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制度保障、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具体举措,切实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承德县扎实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工作

随着城镇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或创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技能跟不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这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就业发展。为此，河北承德县通过拓宽就业渠道、强化技能培训、搭建创业平台等有效措施，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使具有高技能的农民工成长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新型产业大军。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就业能力提升与转型发展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力军。但是,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各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生代农民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就业环境影响,要想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需要提升非农就业能力,转变非农就业思维定势和方向,探索经济改革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之路。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非农就业存在的困境与问题,给出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理分析与实现路径研究

平等就业权是民主法治社会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权的本质要求,是宪法平等权的合理延伸.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就业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权利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入手,在不否定户籍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保障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权的新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与政策援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理想、职业选择和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矛盾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就业困境,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当不断完善现有的就业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援助,规范就业秩序,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造新的有利条件,进而缓解目前用人单位"用工荒"的困境,推动经济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专业技能水平低,职业归属意识弱,加之社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不完善,缺乏正规专业技能培训和专业技术技能认证,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证书持有率低,职业发展和职位晋升空间狭窄,最终影响了其就业质量。以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优化为视角,构建基于学习成果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利用学习成果全面性、层次性、相通性和单元性等特点,促进职业资格的认证、转换和积累,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的衔接度、互认度和获得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别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养,是解决目前我国"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问题的必经之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涉及面广,联动性强,具有公益性质。政府应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做好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贴近新生代农民工实际,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产品,努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使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探索

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农民工群体就业整体上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困局源于多元要素结构化下的就业能力困境。研究从制约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问题、社区支持问题及农民工自我培养问题等角度解析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困境;并给出优化宏观维度的制度环境,规范中观维度的社区支持及强化个体维度的农民工自我增能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国内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是近年来开始凸显的社会问题。2008年以来,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稳定性、质量和教培等相关内容,对就业心理状态、政策实施效果和返乡就业创业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应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策略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不断影响下,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的体制上。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能有有效地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策略进行研究,为如何更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群在城市中的职业转化率提供相关的建议。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相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已经成为相关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为此,笔者提出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优势和作用,持续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和谐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     

农民工转移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就业是民生之本,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通过对河南省843名农民工样本及用人单位的实证调查,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公共服务与政策扶持等四个方面分析评价了当前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状况,最后,提出要通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人文关怀等路径逐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点之一。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努力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本文系统考察了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首先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纵向和截面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全面界定,并通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完成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就业城市频率的降低、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劳动合同的签订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而更换就业单位的频率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