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地位、服务开放与价值链服务化

文章聚焦深度FTA与价值链服务化的关系，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为切入点，在单一FTA直接作用基础上考察了一国全球FTA网络地位对提升该国服务开放水平，继而促进双边价值链服务化的间接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FTA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将有力推动缔约双方与服务相关的价值链合作；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内服务增加值，以一国自身的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和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节点地位将显著提高其制造业出口内涵的外国服务增加值比重。同时，节点地位的促进效应针对不同的国家组合、服务分行业、国内服务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而且当贸易双方同属一个凝聚子群时，服务进口国网络地位的作用效果会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监管质量、治理效率对该国网络节点地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对国内规制不完善或监管能力薄弱的国家而言，提高其在FTA网络中的地位更能倒逼其规制融合，加速推动服务开放。文章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以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抓手同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对中国深化服务开放，优化服务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TA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文章基于国别和产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数据,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研究了FTA数量和FTA深度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非线性、多阶段影响。研究表明,FTA的签署会直接影响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广延边际增长,FTA数量和FTA深度是产业增加值集约边际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以11.9432和21.1504为FTA的深度拐点,FTA数量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呈现前两阶段上升、第三阶段下降的非线性作用机制,FTA深度对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在三个阶段呈现依次递增的趋势;随着FTA的发展,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极在FTA的作用下正逐渐从广延边际向集约边际转变,FTA深度的集约拉动逐渐取代FTA数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交通设备制造、电信、计算机、电子、电器及光学设备等中国优势明显的行业中FTA发挥的作用最大,随着FTA深度的增长,FTA在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活动、租赁和其他商业活动等第三产业中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强。     

“一带一路”FTA网络国家地位测度及出口效应研究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FTA网络国家地位,并基于1995—2018年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协定异质性条件下,当前"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广度地位"较高的以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为主,而"中介地位"排名最高的三个国家依次为新加坡、印度和埃及;沿线FTA网络中的国家地位提升对参与国出口促进效应显著,但"中介地位"比"广度地位"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沿线FTA网络国家地位提升,对中高技术制造国和资源型国家出口促进作用明显,但对低技术制造国出口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FTA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

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QAP矩阵回归方法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和有权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从本世纪初的分散式简单局域网络演变成当今的交叠式复杂全局网络,但规则深度较高的FTA网络仍然仅发生在地理邻近或地缘相近国家之间;(2)东盟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的绝对中心地位,目前尚未形成大国主导沿线FTA网络的格局;(3)要素禀赋差值网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除受其他外部因素(地理距离、是否接壤等)影响外,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的背后存在较强经济互补动因;(4)在考虑协定异质性的有权FTA网络下,经济互补动因对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相对弱化,而以拥有共同语言为表征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成为促进沿线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吗?

全球价值链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存在"机会不均等"从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以及存在"地位不平等"从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等问题,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可持续性难题,因此全球价值链亟待优化和重构。文章在阐释"全球价值链重构"内涵并据此创新性提出测度指标基础上,利用经验数据的测算结果,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现实效应作出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已初见成效,但目前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调整层面,即"机会均等"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但在"地位平等"层面所获成就有限,突出表现为"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支撑起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优化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中的更大作用,需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思路和方略。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南北服务经济发展失衡及中国的路径选择——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开始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服务经济的发展上表现极为失衡,这一状态可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进行解释。从表象上看,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制造业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由此造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在更深层面上,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服务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南北服务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缩影。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应该顺应新型分工模式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寻找服务经济的发展路径。     

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与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

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是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对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地位和深度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WIOD数据库42个国家签署的99项区域贸易协定，实证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含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对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会促进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且主要通过降低非关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创新两条路径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对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行业、经济体对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覆盖深度、执行深度对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分别在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与发达经济体对中最为强劲；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对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的网络中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显著促进出口国与第三国的制造业跨国生产分工深化。文章结论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以及中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外循环中，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

文章构建了包含全球生产网络位置的产品内分工模型,探讨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且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出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位置指标,运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结构洞位置改善也显著提升了国际分工地位,但中心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分工地位有交互影响,高中心度、高限制度特征的网络位置不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中介渠道。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相较点出网络中心位置,点入网络中心位置改善对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弱于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中国制造业的亚太和欧洲生产网络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具有差异化影响,欧洲生产网络中心度提升更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中日韩的FTA进程及其政策比较分析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FTA已经起步并正在争先恐后、竞争性地加快其速度。其中,日本和韩国迅速地调整和明确了FTA战略,设立专门机构,扩充人员编制,制定相关法规使FTA走向制度化,并加强有关FTA的系统研究,进行可行性论证,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行投资贸易自由化对国内产业将造成较大的冲击,但还是在积极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缺乏FTA总体战略规划,缺乏FTA经济、社会效果的评价体系和受损产业的补偿办法等的系统研究,更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周边FTA的网络构建及其启示

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大量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协议,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征,对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进一步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韩FTA争论产生的背景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己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标志,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入了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主、多层次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新阶段。建立FTA,会给中韩两国带来共赢的结果,这已成为中韩两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中韩FTA在许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析中韩两国FTA争论产生的背景对发展中韩友好关系、推动中韩经济合作以及推动东北亚、东亚经济一体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FTA网络中的H＆S结构研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这导致了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形成了众多互相交织的“轴心——辐条”结构（H＆S结构）。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H＆S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利用经济学模型对H＆S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的还较少。这导致了现有研究对于某些问题，比如H＆S结构是否存在边界、辐条拓补对H＆S结构有何影响等的解释还较为模糊。为了弥补H＆S结构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本文以一个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框架下的多国互相倾销模型为基础，对H＆S结构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模型推演，笔者除了对H＆S结构的非对称收益特性进行了验证外，还发现H＆S结构边界与市场规模，边际成本及关税相关．同时辐条拓补有助于H＆S结构边界的拓展。同时笔者还在新区域主义理论框架下，对H＆S结构轴心边际收益进锈了分析，     

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本文从几个不同的但彼此相关的角度提出了现存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竞争性自由化”的持续最终不会产生全球自由贸易;“竞争性自由化”对非成员的刺激以及对其贸易壁垒的影响;大国小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涉及的非贸易条款是多边贸易关税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所形成的体系问题。这些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筑全球自由贸易。     

双重比较优势与竞争型FTA的获益者和受损者——CAFTA的启动与双方的利益分配

FTA(自由贸易区的简称)建立后,贸易利益如何在成员国间分配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双重比较优势。在竞争型的南南FTA中,具有极端比较优势的国家利益将受损,而对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国家将获益。从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来看,其总的趋势是与东盟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东盟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的头号进口国以及头号贸易逆差国。 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的启动,对中国来说将主要带来贸易转移,将进一步导致优势产业在东盟的集聚,强化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从而使中国在国际生产链条的末端长期驻足,并导致利益损失。政府必须对此密切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战略。     

FTA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与中国的选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地区)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由单纯依赖多边合作转为双边、诸边与多边并重，使得FTA东亚地区发展迅猛。FTA的迅猛发展对东亚经济合作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面对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而生的影响和变化，中国只有审时度势，做出正确而恰当的战略选择，才能确保自己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动地位，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新形势下的中日韩经贸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经贸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中日关系“政冷”,经济也开始变“凉”,中韩经贸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一大亮点。而日本与韩国的经贸发展呈徘徊状态。为扩大经贸关系三国曾提出就建立中日韩FTA进行研究,但是研究了5年,尚无结论。现在进行双边FTA的研究,中韩进展迅速,日韩进展缓慢,中日尚未进行正式研究。     

中韩经贸关系:成就、挑战与前景

建交以来,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突飞猛进,但一些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如贸易与投资的“双不对称”,双方货物与资本的市场准入问题等,使双边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又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增强政治互信,扩大交流与合作领域,实现双赢和地区多赢,是两国政府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日FTA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6年11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提议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而中方回应愿就此展开政府间研讨。在中日经济和政治关系依旧相当复杂的背景下,本文拟运用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日启动FTA进程的必要性加以剖析,并结合阻碍谈判的政治、经济双重因素,对中日顺利启动并缔结FTA的可能性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