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值法的我国蓝色经济发展时空演变及障碍度诊断

从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业活动、海洋资源支撑、海洋科研实力、海洋生态治理和省份发展能力6个维度构建蓝色经济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沿海11省份2010—2015年的蓝色经济发展指数,并借助障碍度模型分析制约各沿海省份蓝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我国沿海省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仍在中等偏下阶段,各省份之间的蓝色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我国蓝色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存在两极化与集中化并存的特点;通过障碍度模型发现沿海各省份蓝色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差别较大。为提高我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应加快改革海洋资源管理体制,提高海洋经略能力;全面贯彻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引导海洋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陆域和海域联动机制,提高陆海统筹水平;加快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海洋新旧动能转换。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

中部在我国地理分布上承东启西,因而中部崛起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中部各省会城市的发展既对本省经济起决定性影响,又对区域经济产生联动作用,故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笔者基于知识流动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进行了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同时,结合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评价结果和六地相关政策的对比,梳理了区域创新发展的有效政策建议,并分析了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的现实差距及差距存在的原因。     

我国区域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质量协调性演化分析

以2009—2018年11个沿海省份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泰尔指数分别测算了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质量水平、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质量的协调性和区间差异指数。结果显示：（1）海洋环境质量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差距大,南、北部差距小”的分布格局。（2）海洋经济质量水平呈波浪式上升态势,但海洋经济质量水平整体上较低。空间上呈现“南、北部差距大,东部差距小”的分布格局。（3）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质量的协调性稳步上升,在空间上呈现“南、北部差距大,东部差距小”的分布格局。（4）区域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质量协调性的差距明显,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区域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正由低质量、无序、非均衡向高质量、可持续、均衡转变。     

西部地区科教事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模型

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表现明显,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产生于资源禀赋方面,而是由于科教水平的总体落后导致.本文基于我国西部十个省级行政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以及科技水平的统计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科教事业对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教育的影响效果更加突出.因此,着力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教育的质量水平至关重要.     

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双向评价及差异性

文章基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内涵,从"海洋经济系统、海洋资源环境系统、海洋社会系统"三大系统对象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2+3+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体系。以我国11个沿海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双向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系统对象与新发展理念维度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双向评价结果具有有效性。(2)从趋势演变来看,系统对象维方面,海洋经济系统发展有分层态势,部分地区海洋资源环境系统集约发展开始凸显,海洋向社会提供支持与保障的能力逐步增强;新发展理念维方面,海洋创新能力、协调程度以及成果共享程度显著增加,但海洋绿色水平有所下降,海洋开放发展区域分化严重。(3)从区域差距形成来看,海洋资源环境系统和协调理念是未来缩小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的重要突破口。     

江苏海洋经济共享发展水平评价及比较研究

江苏省对沿海区域的发展非常重视,但沿海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省GDP的29％,海洋经济发展成果对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不突出.本文将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江苏海洋经济共享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结合进行指标赋权,从各个维度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江苏省海洋经济共享发展质量和水平进行评价研究.     

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研究——基于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辽宁利用FDI质量的情况,建立辽宁利用FDI质量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的视窗分析方法对辽宁及其省辖市利用FDI质量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基于省内三大区域发展的框架,提出改善利用FDI质量对策。其结果表明,辽宁利用FDI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良好;而各省辖市间利用FDI的效率尽管还有差距,但已有迹象表明三大区域在利用FDI向协调联动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进入深化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方法等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劳动生产率下降,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存在政策阶段性和动态性。基于此,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强化数字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

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作为考察的地域单元,采用相对发展率测量了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差距,并通过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描述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贡献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经济的相对发展率差距很大;三大区域内部经济差距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经济差距正在逐年拉大;从贡献率的变动趋势上看,东部和中部内部差距对全国整体差距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西部的贡献率呈波动特征;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从1979年以来对全国整体经济差距的贡献率呈持续增大趋势。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20倍,平均每年以约10%的增长,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本文在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依据定性研究结果对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变迁、资本等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1978-2012年,市场化程度等对我国经济增长都起到正向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东部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水平等具有正向作用;中部受市场化程度等正向影响;西部受外贸水平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