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下的FDI竞争与环境规制

中国式分权的独特内涵在于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与FDI流入间的关系,并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性.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基于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的Stigler-Peltzman模型,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建立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以环境规制的制定均衡为基准着重考察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分析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可以作为一类环境规制失灵问题的理论依据,偏离程度代表了规制失灵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影响系数以及污染削减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产生影响.缩小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是促使地方政府高效执行环境规制的可能途径.     

论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法律体系的完善

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立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存在规制法律缺失较多、规制立法的部门利益保护色彩较重、在法制功能上重保障、轻促进及有些法律规范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因此,应当明确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立法的基本原则,构建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法律的科学体系,理顺文化产业规制主体的职权关系,多层面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并注重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多管齐下,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法律体系。     

美法日地方税制的分析与启示

地方税制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具体体现。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地方税制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德国为代表的分权式地方税制;二是以法国、英国、韩国等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式地方税制;三是以日本、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地方税制。针对这三种模式,本文选择了美国、法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就其地方税制的概况及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地方税制有所裨益。     

转型期社会性规制研究：信息不对称与博弈分析

在转型期的社会性规制中,规制方、被规制方和规制行为的直接受益方等三方之间存在双重信息不对称,对社会性规制的有效性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委托—代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规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为受益方争取最大的社会福利。规制方与被规制方通常进行的是不完美信息博弈。     

美法日地方税制的分析与启示

地方税制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具体体现。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地方税制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德国为代表的分权式地方税制;二是以法国、英国、韩国等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式地方税制;三是以日本、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地方税制。针对这三种模式,本文选择了美国、法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就其地方税制的概况及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地方税制有所裨益。     

我国文化产业社会性规制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文化产业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当规制,本文从社会性规制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我国文化产业规制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边界、均衡及规制

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中,个体目标偏好的理性行为常常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这个逻辑背反不仅增大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与制度转换成本,而且使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体秩序遭到破坏。以经济人理性假设所出现的非理性结局为主线,通过对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两者存在若干背反的多视角归拢和整合,探究其非合作博弈所致冲突的理性内因,寻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洽和的边界与均衡基点,以期通过重典与高效率的制度实施,实现两者在制度规制框架内的契合与对接。     

关于企业集团财务管控体系的思考及其建立与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集团在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通过阐述目前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一步论述企业集团建立财务管控体系的重要性及如何构建及完善财务管控体系.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中国规制实践的差异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中国规制实践在规制主体、规制对象和规制作用的市场基础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为此,中国的政府规制理论和实践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从我国处于双重转型期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寻找“后发性利益”、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高度,从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和新经济生长点以及加速市场发育进程,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的目标出发,来重构政府规制。     

论政府规制均衡及均衡的动态调整

现实经济已经证明 ,市场竞争与政府规制的有机动态结合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手段与途径 ,而此种结合所形成的乃是政府规制的目标———政府规制均衡。本文在对政府规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供给—需求分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政府规制的静态均衡 ;同时分析了政府规制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 ,为进一步分析政府规制的效果与目标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佃农分成理论与地权管制范式

新佃农理论推翻了传统佃农理论关于分成契约效率低下的观点。其实,传统观点的不严谨之处主要是未能考虑真实世界中的风险费用。所以,只要把风险因素统一到交易费用范畴当中也可证明分成契约的有效性。尽管地主的租金收益权利被管制而造成租金耗散,但佃农之间的竞争效应使得佃农劳动投入增加从而农业总产出提高。若交易费用分为外生性与内生性两种,则可以进一步以此划分地权管制的效率边界,而地权适度管制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们在资源属性约束下最小化总交易费用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范式。因此,地权管制的程度与范围随着交易费用的转变而改变。     

发展中国家反倾销行为的内部性、产权界定与政府规制

自加拿大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反倾销法规以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倾销已成为许多国家标准的贸易政策工具,运用主体也从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反倾销行为的频繁运用似乎已经超越了针对倾销的目标并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内部性问题。导致负内部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法规中产权界定不清晰,处理反倾销案件时透明度不高引致信息不对称问题和败德行为,对"滞留的公共资源"预期价值提高。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倾销中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一要实现最佳产权清晰度,二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中的政府规制。     

信息时代组织协调新特点研究

今天所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不是由生产的变化驱动的,而是由协调的变化驱动的。所以必须分析和了解集中化与分权化的矛盾、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不同环境对协调的影响、组织协调的阻碍因素、规范价值和组织文化的协调、从上级协调到团队协调的特点。     

市场失灵以及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社会性规制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具有产权特征,并可统一到产权分析框架中。社会性规制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的产生都根源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品、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社会性规制的理论,是内生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的现象。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是导致我国的“公共领域”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原因。     

政府规制与流通企业多种所有制竞争均衡

随着我国流通领域全面对外资开放,流通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剧烈变革,流通领域经济成分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此市场背景下,文章构建了涵盖政府、国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多方参与的混合寡占竞争模型,其中,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多种所有制竞争主体进行规制机制设计以及实施规制,并通过内嵌于国有流通企业目标函数中的规制参数来实现。研究发现多种流通所有制的竞争框架内,最优的政府规制机制应结合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效率比较、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等进行具体设计并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对流通市场秩序的塑造、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实现以及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先导性作用。     

保险费率监管效应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保险费率监管的效应问题。研究表明,保险费率监管,不论是限价还是实行最低价格,都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应逐步放松费率监管。     

政治缓冲与环境规制效应

在环境控制技术与环境政策既定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决定了环境监管的效果。本文使用弹簧模型研究并证实了政治关联缓冲的存在,研究结论认为政治关联缓冲导致中央政府环境政策具体执行效果不佳。为了阻断地方政府与部分被规制企业之间的政治缓冲作用,本文采用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机制从长远的角度解决环境规制的软约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