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外部监事法律制度研究

公司治理源于三权分立理论,目的是通过权利之间的制衡来达到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的目的。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公司的权利监督机构——监事会权利弱化,乃至被忽略的现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中国应设立外部监事制度。外部监事的选任、分类、激励与责任机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存在的必要性。可以和独立董事共同起到加强公司治理的作用。外部监事立足于中国国情,它的设立是对中国现有监事会的改造升级,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资源。     

独立董事与监事:共生互动

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我国以来并未在上市公司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使原有的监事会被边缘化。为解决二者的冲突问题,首先,要对二者的职责合理定位,独立董事侧重于对经理层监督,监事侧重于对董事层监督,避免交叉重叠、效能弱化;其次,要强化独立董事、监事的独立性、胜任能力、诚信等素质,积极推进法制、激励约束机制、用人机制、保险机制、绩效评价体系等配套措施建设,使企业内化的外部监督与内部的监督共生互动,重建公司治理的监督架构。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探析——以湖北省大型国有企业为例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得到广泛关注,但在国有企业改革趋于平稳的今天,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尚不完全,因此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介绍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大型国有企业的实例,剖析我国国有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的不完备之处,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建设提供参考.     

浅析独立董事制的制度缺陷

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缺陷，要改变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状况，应从改造监事会入手，设立独立监事，让独立监事和内部监事共同承担起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有效的制衡机制；应该建立一个以中小股东作为聘用方的能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组织，来聘用独立董事。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改善与规范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在维护股东权益、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准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独立董事不独立、独立董事与监事的功能冲突、缺乏相关法律支持等问题。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必须做好消除体制性障碍、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培育市场选择机制和评价体系、完善激励机制等工作。     

国有独资企业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会制度: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排

国家决定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和外派监事会制度,这一制度无论从起源、发起过程,还是从其建立的社会基础看,都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因此,这一制度从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排。     

关于非公有制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非公有制有限公司及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重要性的分析,提出了在非公有制有限公司中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指出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对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     

关于非公有制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非公有制有限公司及由国有（集团）企业改制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重要性的分析，提出了在非公有制有限公司中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指出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对企业稳定和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     

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在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如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的报酬和责任，独立董事的工作负荷，独立董事与监事的功能界定等。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任职的积极资格

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监事任职的积极资格(只是做了身份限制),致使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根本没有监督能力的人担任监事,严重削弱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英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国都通过立法对监事的任职资格做出明确规定。我国《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监事任职资格的规定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最为彻底,并且规模巨大,涉及众多利益主体。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非常复杂,这就对司职监督的监事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不能胜任监事一职。我国应当通过法律对监事的积极资格做出具体规定。     

试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我国于2005年10月27日出台的新《公司法》引入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其第1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     

博弈论视角下国有企业引入外部董事的意义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引入外部董事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意义以及外部董事有效履行职责所需的条件.本文在采用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时认为,外部董事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将会因为激励、约束这些相关因素的博弈活动而变得复杂,政府股东及国有企业必须明确他们应该选择的策略,以保证外部董事制度在国有企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风险资本能改善风险投资企业治理效率吗?——一个盈余管理视角

从风险资本积极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风险投资企业创业板上市时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仅有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独立董事比例、风险资本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和外部监事比例对公司盈余管理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监事会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对公司上市时盈余管理也没有显著影响。创业板上市风险投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主要受公司规模、财务杠杆比例以及公司行业特征影响。     

对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公司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挑战,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在要求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同时为董事提供合理的利益保护机制,无疑是激发董事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时代需要。我国新《公司法》颁布施行以后,对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决策风险也随之加大。而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权对公司进行管理时其利益应当得以保障,以实现其职权的有效行使,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应当适时引入经营判断规则,以减小…     

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分类研究

在考虑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高管、董事、监事、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分销商、员工、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独立董事、供应商和股东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董事和债权人与盈余管理负相关;监事和分销商与盈余管理相关但不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供应商、股东、高管和债权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将影响盈余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激励型、约束型和综合型三类,并提出相关的治理意见。     

监事会再造--基于博弈论的监事会研究

本文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失效的成因，建立了不完全信息下监事会和董事、经理的混合战略博弈模型，提出了降低董事、经理违规概率的措施以及提高监事监督动力和效果的途径。     

独立董事薪酬激励机制实证分析

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2005—2009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水平与高管薪酬水平、监事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水平显著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要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公司业绩及总经理变更对独立董事薪酬均没有显著影响。     

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冷思考

对于独立董事,迄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描述,通常美国董事会是由外部董事(“Outside”or“independent”Directors)和内部董事(“Inside”Directors)组成,内部董事是那些也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人员的董事,又称为执行董事．外部董事,又称非执行董事,又可分为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和无关联的外部董事,被认为是关联董事的人士包括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其他提供服务或货物的人士,与管理层核心人物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也可能被认为是关联董事,而被认为是无关联的外部董事即独立董事。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制度创新刍论

在目前，我国国企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使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相互制衡机制失灵：另一方面表现在外部监控方式不健全，诸多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国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同时，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和调整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优化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团队的责权利和制衡机制。二是充分保障董事和监事的独立性。     

监事股权激励、合谋倾向与公司治理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授予监事股权激励究竟能够提高其监督积极性,还是导致其独立性削弱从而增加合谋风险?本文从公司治理整合视角出发,运用2006～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监事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显现;相反,却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并且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倾向。由此可知,监事股权激励并非引致合谋的真正缘由,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完善才是实现监事股权激励效应并有效规避合谋风险的前提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