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尔富尔问题看“中国责任论”

从2008年美国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2008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到刘贵今特使几度出访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越发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责任论＂的论调再次兴起。     

对“退出论”的质疑

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经济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国有经济与市场体制是天生不相容的，提出要想把国有经济搞好，就必须使国有经济全面地退出竞争性领域。本对这种“退出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认为，国有经济应该而且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关键是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本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完全的市场化，并且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

近年来,各种“中国威胁论”不断出现,并在一些国家有一定市场。但中国一直以来倡导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也表明自身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其结果只会给他国带来机遇和发展。     

“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之社会旅游的发展研究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了拉动内需国家旅游局提出"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其中作为计划中提出并倡导的四项旅游之一的社会旅游与西文国家研究并倡导近五十年的社会福利旅游从宏观、长远的利益追求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从社会旅游产生背景入手,在对国内外对社会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并针对"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社会旅游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加快“城中村”改造 服务“扩内需”战略

文章阐述“城中村”改造在“扩内需”中的主要作用,分析介绍杭州“城中村”改造对“扩内需”的贡献,提出加快“城中村”改造扩大内需的几点建议。     

对中国入世“经济增长危害论”的反思

中国加入WTO引发了一些对入世可能影响新世纪经济增长的悲观论调，我们认为关税减让的负面影响可由强化海关监管来减弱；对产业的冲击可能引发全局性结构调整；对农业的冲击可以由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来得以根本缓解；对金融业的冲击可通过加速公平税负和规范竞争环境来释放；对信息业的冲击可能带来行政垄断的终结，中国入世必然需要慎思谨行，但不宜悲观疑惧。     

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尽管当代中国往往被当作世界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乃是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基于对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的变化的梳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在19世纪末期,对自我的对象化和对世界的外化（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转变,这可能比“国族”观念取代“文明”或者“王朝”概念更为重要。第二,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把世界想象成为要主动争取的对象,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革命天下”的想象。第三,在改革时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而趋于单一化,同时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文章最后呼吁发展一个“去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     

关于“中国之谜”的一个研究综述

自1993年,麦金农提出中国之谜,即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以来,国内对此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但问题依然存在,学术上也并没有提出统一认可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文章对以往的研究作了系统性的综述,在费雪方程式的基础上将以往的相关学说进行了归类,分为:(1)统计偏差说;(2)货币消失说;(3)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说。并发现既往的研究缺陷在于:(1)缺乏一个统一的在逻辑上具备因果关系的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甚至包含了货币的传导过程;(2)缺乏准确的数量指标,或者缺乏适当的调整方法,使得现有的指标可以适用于模型。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科学”方法论批判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演绎的＂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方法论,存在其他条件不变、后此谬误、整体与局部合成谬误、主观性、无法应对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可信性假说等诸多问题。加之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乃至冲突,无论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并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其所借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并非绝对科学而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偏见与话语霸权。     

“技术至善论”与“医德高尚论”对患者心理差异性影口向探究

文章针对近年来医学伦理学领域“技术至上论”和“医德高尚论”之争,从二者对患者就医心理影响的差异性角度探讨了在“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指出了医学应当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再论“农业根本论”与“农业基础论”——对罗伟雄教授学术批评的答辨

《经济要参》杂志2001第27期发表了《“农业根本论”与“农业基础论”－－同徐祥临同志商榷》一文。该文出自罗伟雄教授之手，以下三个原因令我十分感动：一是罗教授是我从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授业恩师，当年罗教授在做人做学问方面的耳提面命至今不能忘怀；今天，恩师降尊迂贵，同自己的学生平等地讨论问题，可见大家风范。二是我第一次在学术界发表否定“农业基础论”的学术观点，就是在1996年由罗教授主持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会前我曾经请示罗教授可否让我发表谬见，罗教授慨然允诺，会后几年来还多次鼓励我继续研究，并表示要写出文章同我商榷。三是罗教授在文章中对我观点的肯定中饱含着热情的鼓励。虽然对恩师的商榷文章面世盼望已久，同时也自信自己的观点没有错，错了的是罗教授那一代学者，但当恩师的大作真的赫然摆在面前的时候，又不免有几分惶恐。毕竟，我对罗教授的学术功力是十分了解的。     

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模式探讨

“城中村”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其实行改造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本文通过对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模式展开广泛的探讨,提出“政府引导+村集体入股+开发商投资”的改造模式,并结合实际情况与现行模式进行对比,证明该模式能促进“政府、村集体、开发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保证各个改造主体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能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     

“技术至善论”与“医德高尚论”对患者心理差异性影响探究

文章针对近年来医学伦理学领域“技术至上论”和“医德高尚论”之争,从二者对患者就医心理影响的差异性角度探讨了在“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指出了医学应当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论“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观,这二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环境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概念已经被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但现实生活中,不和谐、不以人为本的情况仍大量存在,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上的问题,又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差异性不断扩大所导致的各种矛盾等问题。如何实现二者的现代化结合,对于新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不断体现马克恩主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有着重要意义。     

商会“改造”与商人“新生”——以贵阳市工商联为例（1949--1956）

贵阳解放后，广大工商业者在中国其产党领导的领导下，成立了贵阳市工商联，直接受新兴政权的监督和指导，在组织、人事及职能方面均已重构。与民国时期国家对商会的有限介入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兴人民政权对工商联采取的是全面强势介入的政策？这种强势介入的政策，使工商联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入世”对中国电子工业的冲击

电子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加入WTO在即，为了给民族工业一些应对挑战的提前量，我国政府将进一步降低或取消一些保护政策和优惠措施。这对电子工业而言，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入世”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冲击，希望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崩溃论”与中国经济

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并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金融四个视角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城中村”改革改造问题研究报告

进入新世纪，以全面实施城市化战略为抓手，苏州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展时期。“城中村”，处在城市扩展的前沿地带，它与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现代化、城乡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极大，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城市建成区和建设区中的农村叫“城中村”，城市规划区中的农村也应叫“城中村”。建成区和建设区中的“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