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存在社区邻里效应吗 ——基于多层回归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 1989—2015年数据,使用多层回归模型对贫困中的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非线性以及门槛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索社区邻里效应影响个人贫困的机制。结果发现:贫困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并呈现出非线性(倒U型)和门槛特征;社区邻里效应能够通过教育机制和收入机制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尽量提升社区整体的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降低社区贫困率,为个体脱贫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     

城市集聚经济的多维性及其实证检验

城市集聚经济具有多维性,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不同维度特征都会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维度的城市集聚经济综合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的三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样本范围内,虽然规模效应表现出显著倒U型特征,但是结合最优值在样本区间的分布来看,规模效应基本支持了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观点,弹性系数约为1.66%~1.94%;密度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按城区总人口比建成区面积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值约为1.30万人/平方公里;结构效应在劳均产值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工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文章对研究结果做了稳健性分析及进一步解释,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得到关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

制造业集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集聚水平密切相关。基于2000—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区位熵方法对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理,最后采用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从中介效应的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推动制造业集聚,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成本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阻碍制造业集聚;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结果来看,制造业集聚不仅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还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行业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推动制造业集聚的政策启示。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邻国汇率效应和中心汇率效应

本文将邻国汇率效应和中心汇率效应引入汇率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中,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东南亚五国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双边实际汇率、邻国汇率效应、中心汇率效应对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双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短期邻国汇率效应外,双边实际汇率、各国收入水平、长期邻国汇率效应以及长短期中心汇率效应对中国同东南亚五国进出口双边贸易的影响均显著;邻国汇率效应在短期促进出口而抑制进口,在长期作用反向;中心汇率效应对进口和出口贸易的作用方向表现出一致性,在短期具有“溢出效应”,而在长期表现为“抑制效应”。     

农户贫困脆弱性、收入水平和消费升级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在验证农户贫困脆弱性、消费升级、收入水平对家庭碳排放影响的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贫困脆弱性、消费升级能够减少农户家庭碳排放，收入水平提高显著促进家庭碳排放。进一步探究发现贫困脆弱性可通过消费升级对家庭碳排放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家庭规模不仅强化了贫困脆弱性对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也在中介效应的前、后半段路径起到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减贫和低碳政策的相关建议。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出生城市、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

户籍制度使得劳动力在空间上难以完全自由的流动.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开展,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变得容易,但其子女难以跟随父母流动并享受流入地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因此,出生时户籍所在城市将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水平的影响.通过研究个体出生时户籍所在地的城市规模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其内在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个体出生户籍所在地城市规模每扩大1％,其收入水平将提升0.149％.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的影响渠道,具体而言,出生时户籍所在的城市规模会显著增加个体受教育年限,改善个体健康状况,进而影响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出生城市对于农村个体、低收入个体影响更大;同时,个体流动可以显著削弱个体出生城市规模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利于推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实证分析

服务业的集聚特征非常明显,这种特点对各地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带来一定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集聚对其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推动作用,同时服务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对其生产率也显著起到正向影响作用;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服务行业的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且教育水平对生产率的影响在逐步减弱。本文还发现集聚弹性所反映出来的各服务行业集聚水平变化对服务业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同,大多数服务行业的集聚能促进服务业规模的增长,但有3个行业的集聚反而会对服务业发展不利;服务业集聚弹性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西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小。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引入发展经济学的FGT贫困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对西部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解.然后基于1999-2014年中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减缓农村贫困中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发展水平较低时,旅游业可以显著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但当旅游业发展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之后,上述贫困减缓效应则不再显著,并且还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强度的潜在倾向.(2)当人均实际GD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业并未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当人均实际GDP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的边际效应呈相反变化;而当人均实际GDP处于门槛值8717元前后区制时,旅游业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3)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正向非单调性门槛效应.     

浙江服务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集聚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次浪潮的发动机"。利用两次经济普查数据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浙江推进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增加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相对更为显著。从地区间横向比较来看,浙江服务业集聚在对所有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效应方面不具有绝对优势,但在高素质劳动者的就业效应方面拥有较显著的优势。浙江省应完善服务业集聚区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服务业集聚区全方位的市场服务体系;加强产业融合,促使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总结FDI影响OFDI的集聚经济传导机制,构建一个含集聚经济和OFDI规模决定方程的联立方程组,运用2003-2013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对中国制造业OFDI的动力来源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集聚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OFDI有着显著正向作用;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通过FDI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路径有利于实现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而实现高端制造业"走出去",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通过FDI的集聚竞争加剧效应会对本土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OFDI规模扩张;金融危机之后,在创新驱动战略导向下,中国通过FDI提升技术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成效明显,成为了OFDI规模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物流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与工业生产率提升

本文分析了物流业集聚影响工业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机制,利用中国265个城市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全国、东中西部内部、东中西部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外溢效应及总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考察了这三种影响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整体层面,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和总效应。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在中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不显著;在东中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在东西部地区之间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流通业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门槛效应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缩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差距的重要举措.本文阐释了流通业在“两化”发展中门槛效应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说,并运用门槛模型对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流通业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门槛效应特征.结果表明,流通业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城镇在区域经济中集聚的稳定性,反映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各变量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中均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流通业发展水平未达到门槛条件时,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当流通业发展水平达到门槛条件后,城镇化会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区块链背景下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扶贫开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建立度量贫困减缓、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指标变量,研究金融经济等变化对减贫的影响,构建2010—2016年广东省15个贫困县的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是贫困减缓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存在显著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对贫困减缓存在更加显著的负向作用。并结合广东省金融扶贫实际提出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两者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各类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本身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对彼此都会形成一定的阻力作用,滞后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当期制造业集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据此,提出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关政策建议。     

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系数测度及其效应分析

根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程度的测度方法,并进一步探析中国区域创新网络集聚效应。研究主要结论有:各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系数存在较大差距;创新网络集聚对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网络集聚在科技环境对创新能力的作用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系数测度及其效应分析

根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程度的测度方法,并进一步探析中国区域创新网络集聚效应。研究主要结论有:各区域创新网络集聚系数存在较大差距;创新网络集聚对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网络集聚在科技环境对创新能力的作用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