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企业的“人本之道”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一个共识，而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也成为是企业在21世纪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以人为本”、“人本管理”等概念曾经被很多中国企业视为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当这些抽象的理念和管理哲学遭遇到活生生的现实之后，企业就开始变得迷惘。但是，“什么是以人为本？”“怎样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人为何本？”[第一段]     

“甘地式创新”的新规则

创新就像一只黑匣子，人人都知道它存在，但很少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更少人知道该怎么做。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管理大师德鲁克就有过一句话：“企业的目的无非两个：创新和营销。”德鲁克的老师、经济学家熊彼特则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不过，企业家都知道，破坏很容易，创造性破环则非常难。     

“创新魂”——浙江久立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江谈创新思路

“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是企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在这样一种精神的引导下，久立的“技术创新”在当时的乡镇企业中是起步较早的。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创新是个怎样的概念？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刚刚在行业里小露头角的久立董事长周志江，在省委有关部门的会议中听到“创新”二字时，他一时有一点懵。“那个时候的企业啊，设备很多是老国企淘汰下来的，大家好像都觉得只要产品能生产出来，能交货，就行了，很少有人想着要去改变。所以什么是创新，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周志江说。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创新与人——介绍加拿大国家创新战略

为迎接知识经济社会提出的严峻挑战，199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关注我们的未来》的施政报告中，指出加拿大面临的两大基本挑战是：创新和人。在报告中“创新”的内涵被赋予了广义的概念：能带来实际收获的好主意。“人”的概念也被更为丰富的内容所涵盖，加入了诸如：不仅仅要培养造就面向21世纪的高技能的劳动力，而且具备应对知识经济时代人才需求的挑战能力。为了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大市场中取得成功，为迎接“创新”和“人’确大挑战，政府强调企业必须不断地创新，不仅是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创新，所有的企…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不要东施放颦

现在，大家对“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开始关心起来，最初引进这个概念的时修，人们不禁心存疑问：“净弄些新名词，不就是企业领导体制吗？我们哪个企业没有领导体制呢？”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基于网络视角的金字塔式集团内子公司回应式创新效果研究

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的回应行为具有被动属性，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竞争互动结果和未来竞争态势。利用我国金字塔集团内上市子公司的2 890组数据，从网络治理视角对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子公司回应式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金字塔集团中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高，子公司回应式创新越积极；(2)子公司回应式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随着子公司回应式创新积极性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对子公司回应式创新的积极作用在大规模企业的子公司和民营企业集团中表现更显著；优良的制度环境会强化子公司回应式创新对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即与低水平制度环境相比，高水平制度环境中的子公司回应式创新能够创造更大收益。上述结论有助于为金字塔集团内子公司治理与管理机制完善提供参考，对提升回应式创新的正面效应、推动子公司乃至整个集团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技术中心：两创的摇篮/让技术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中心”——2008年浙江省企业创新体系建设构思

建设创新型省份，已成为我省上下的共识。然而，从何入手？平台又在哪里？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刚刚起步之时，必须面对的选题。 创业创新，工业先行。而工业的细胞是企业，从这一层面推导，企业技术中心便是创新的核心和源头。本期“聚焦”栏目将镜头对准“中心”，意在从源头抓起，让“中心”四处开花。     

多维邻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基于“两带”企业专利数据

合作创新资源配置是决定企业合作创新能否达到探索式创新或利用式创新预期目标的关键。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和智力资本，关键研发者(明星发明家)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基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多维接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合作创新产出关系的作用机制。由此，基于2004—2019年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高新技术企业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专利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多维邻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合作企业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对于创新管理者根据合作创新主体的多维邻近性特征与调节机制优化企业外部合作关系结构、合理配置人力和知识资源，从而提高合作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组织德行如何驱动探索式创新——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

探索式创新是我国企业摆脱当前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但学界对企业实现探索式创新前因认识不足。既有文献强调资源性要素的作用，忽略道德性要素的影响。本文尝试性地将组织德行(即组织的道德品质)引入创新研究领域，构建探索式创新的德行驱动理论，认为组织德行内驱企业具备长期导向、超越导向和社会导向，从而实现探索式创新。引入企业成长性、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转化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组织德行驱动探索式创新的边界条件。结合276家企业专利数据及1303份现场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本文组织德行驱动探索式创新的判断。本文从道德性要素视角探讨企业实现探索式创新的德行驱动机理，拓展探索式创新前因研究，亦为我国企业实现技术突破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组态视角下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浅谈“十一五”企业秘书工作的知识创新

我国“十一五”规划把自主创新。包括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下一步奋斗的目标，这对于企业来说，足一个重大喜讯，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秘书作为企业领导工作的好帮手，生活的好助手。面对“十一五”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为何要进行知识创新？如何实现知识创新？“知识决定命运”，笔者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对新时期秘书工作的知识创新作粗浅论述，以求抛砖引玉，促进秘书工作的提高。[第一段]     

传统企业修炼为学习型企业的关键

来自彼得·圣吉提出的“五项修炼”的管理理论及其“学习型耀织”的概念，往往被一些人误解为一种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学习方面的理论。其实它是一种管理理论。传统企业修炼为学习型企业的关键在于：必须持续地增长学习力；必须让创新盛为主旋律；必须同时建设企业文化。     

企业衍生效应对创新网络演化的作用机理研究

由创新网络和企业衍生概念入手，将衍生效应分解为知识溢出、集群创新文化和竞争关系3个维度，将集群创新网络分解为 “质”、“量”两个维度，以北京、大连、济南、天津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衍生企业为对象，实证研究企业衍生效应对集群创新网络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衍生效应对集群创新网络演化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知识溢出、集群创新文化与创新网络的“质”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溢出、集群创新文化和适度竞争关系与创新网络的“量”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

企业信息化，或者说企业信息化建设，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一个新生事件。什么是企业信息化？联想集团，海尔集团，斯达公司等企业都有一些归纳，不少专家学者也在总结。联想集团的说法是“数字的电子化，流程的电子化，决策的电子化”三个层面。海尔集团的说法是“以实施市场链为纽带，以业务流程再造为基础，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带动物流，资金流的运动”，提出了“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以及“流程再造、等概念。斯达公司的说法是“利用信息技术对信息源进行度和深度的开发利用，从而对企业实现有效的管理和监控”。核心是信息化，计算机和网络只是手段。这将带来企业管理的创新和科学的管理。     

开拓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本论》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不仅要实现“物的现代化”,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切实方案。这需要深入挖掘和利用资本创新潜能，使其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做大蛋糕”,从而实现“物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驾驭资本创新，规避和克服以“资本为中心”的消极作用；创新国家，消灭私有制；解放雇佣劳动，实现工人阶级的共享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三个“主体”地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两个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体地位，更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创新发展这一主体地位以“分好蛋糕”,确保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就业究竟难在哪儿?

近年来，再就业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和国家大政方针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人往哪里去？”成为一个难题。忽啦啦，哪里冒出这么多人？９０年代初，我们国家还不存在“失业”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没有“失业”这个提法。改革开放最...     

金融科技创新路径选择与银行经营效率

商业银行进行专利研发或寻求外部合作的初衷都是为了助力其数字化转型,提升在获客、风控和盈利等方面的效率。而商业银行应自主研发还是与外部合作来实现创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银行专利文本的分析及相关新闻的检索,提出了“引领式”创新、“跟随式”创新和“合作式”创新三种金融科技创新路径,并考察了不同创新路径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对大型银行来说,“引领式”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均能显著促进其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绩效,其中“引领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中小银行来说,“引领式”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对其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合作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则比较显著。文章的研究不仅在切入角度上有所创新,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还为银行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     

黄鸣：太阳照样升起

“面对金融危机，皇明不但没有萎缩，反而要大规模扩张。我们整个产业及皇明集团就是在寒冬中成长起来的火热事业。寒冬和淡季从来都是我们逆势而上的机会。”2009年新春伊始，皇明发动了一场面向全国的颠覆式“扩军”——约有3万人将成为企业的新员工。那么，皇明当家人黄鸣的底气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