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及中西部地区引资对策

采用分阶段的数据和系统GMM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据此,中西部地区应积极调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重点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完善上下工夫.     

西部地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筛选出10个指标,建立了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地区的引资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指出基础设施因素、人口结构和素质因素、政策因素、体制改革因素是西部地区引资的薄弱环节,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近期发展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跨国公司为何进行海外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会造成哪些影响.本文回顾了近期的理论研究,分别对FDI选择、区位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及母国的影响加以阐述,以期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参考.     

加快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吸引外资工作成效显，但是从1999年开始，因各种原因利用外资连续出现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河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入世以后，吸引外资工作将日趋重要，为此，应把改善投资环境放在首位，特别在软环境建设；其次，应明确招商重点，实施以跨国公司高科技投资为主体的多元化战略；其他还应改善招商方式、调整招商区域战略，以及加速研究工作。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1984-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特点为总体分布不均衡,集中于东部地区;地区绝对差距扩大和相对差异缩小;相对差距主要是由于区内差距缩小引起的。区域政策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了FDI,但是投资环境的其他方面,例如区位优势、市场容量、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FDI有更重要的影响。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国际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陕西省2006年-2011年的月度经济数据,对陕西省FDI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均有促进作用。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研究:1979—2004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五次外资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进行产业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揭示外资产业政策的变化规律和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手段上,我国主要通过审批程序来引导外资产业流向;在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开放导向上,五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在政策变化上,三次产业均有律可循。     

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就业问题是制约辽宁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积极稳妥地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辽宁省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就业的影响,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辽宁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利用1991-2012年的数据构建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以探究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发展的互动关联。结果显示,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业具有较强的自身解释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福建省的投资引力,对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道路上,福建省应加大力度扶持服务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利用服务业自身的扩展效应,培植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理,减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依赖。     

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从行业、城市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定量地分析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得出结论:FDI(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经济增长.因此,今后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以促进浙江经济长期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利益分配:文献述评

本文对有关FDI与加工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和思路.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的Pane]Data检验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快速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利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因素;而东盟各国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工资、税收均是显著的负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和研究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关于FDI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后,FDI溢出效应一直是国际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从溢出效应的定义开始,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溢出效应产生的五个渠道,并对检验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     

中国FDI区位决定因素研究(1986—2009)

关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定,绝大部分研究仅仅关注决定因素的选择,而忽略了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可能会随一个国家或地区FDI的特性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类研究也几乎不考虑空间数据的特征。文章以中国为对象,顾及省域变量的空间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并通过分阶段方式来捕捉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空间特征确实在中国省域引进FDI中具有影响作用,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会随时期动态变化。上述发现对中国各级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都具有重要政策和决策意义。     

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文献述评

本文对有关FDI的贸易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发现了前人研究存在的若干缺陷，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和思路。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文献述评

本文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论,重点分析了FDI在不同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差异的原因,探讨了中国进一步获取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途径和对策建议.     

河北省吸引FDI的区位因素分析

选取1986-2004年河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区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回归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而为河北省吸收FDI发展本省经济提供了一些参考。     

FDI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述评

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实证分析主要针对FDI的产业内效应,而忽视了它的产业间效应。因此着重对近些年来才受到学者们关注的FDI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其分析角度和实证方法上的突破及更新做了简单的介绍,希望能为我国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服务业FDI影响因素与中国引资环境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指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外资利用状况和房地产业吸引力是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引资环境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比例较低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服务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制造业利用外资现状密不可分。     

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情分析和决定因素

文章通过对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情分析,考察不同规模企业的特征,并依 据投资国的国内因素分析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