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企业并购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沪深股市2006-2010年间作为买方发生并购行为的362个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并购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资产回报率、市场回报率与公司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说明并购前,高管薪酬与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显著正相关,即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度较高。并购所增加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与高管薪酬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可见,企业并购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场回报率的业绩敏感度。并购规模无论是通过会计绩效还是市场绩效检验分析,都显著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说明高管薪酬与并购规模的扩大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分析并购绩效是否会影响高管薪酬变动,本文采用差分模型分析了高管薪酬变化值与并购业绩变化值和并购规模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变化与并购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与并购增加的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     

管理层权力理论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一直是管理会计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将围绕管理层权力理论,梳理历年学者们对于管理层权力理论与高管薪酬的研究,为管理层权力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浅谈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并购效率的影响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日益增加,表现出权、责、利不对等的现象,往往会激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并购动机,管理层有动机利用其自身的权力进行频繁、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本文旨在分析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对公司并购效率的影响,以提高公司并购效率为目标,为我国现代国有企业提供公司治理方面的合理资源配置和权力配置的建议。     

浅谈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并购效率的影响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日益增加,表现出权、责、利不对等的现象,往往会激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并购动机,管理层有动机利用其自身的权力进行频繁、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本文旨在分析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对公司并购效率的影响,以提高公司并购效率为目标,为我国现代国有企业提供公司治理方面的合理资源配置和权力配置的建议。     

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长期并购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代理成本所导致的权、责、利的不对等,往往会激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并购动机,进行频繁、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本文以2007-2009年间发生并购的820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长期并购效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容易导致长期并购的低效率。这说明,管理层权力在推动了并购活动发生的同时,容易忽略公司利益从而导致并购的低效率。     

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长期并购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代理成本所导致的权、责、利的不对等,往往会激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并购动机,进行频繁、大规模的并购扩张,本文以2007-2009年间发生并购的820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长期并购效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容易导致长期并购的低效率。这说明,管理层权力在推动了并购活动发生的同时,容易忽略公司利益从而导致并购的低效率。     

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研究——基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

高管超额薪酬现象是当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结合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监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女性董事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这种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资本结构、管理层防御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

将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引入研究框架是高管薪酬理论研究的新突破.其他条件相同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破产可能性就越大,高层管理者因而要求更高的薪酬水平以补偿所需承担的更高的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可见,公司资本结构因暗涵了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可作为衡量高管薪酬是否合理的依据.本文以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资本结构的视角来审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并探究公司管理层防御现象.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管理层防御现象;(2)平均而言,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民营企业,但资本结构相近,因此,相比于其所承担的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太高了;(3)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防御问题.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高管自利行为下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出现"天价薪酬",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高管在设置薪酬契约时存在自利行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从高管自利行为的基础上探讨高管薪酬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将导致其薪酬随着控制权的提高而增加的假设。本文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权力型国有企业高管支付了更高的职工薪酬吗?

管理层权力假说从个人私利角度解释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职工薪酬的正相关关系,但国内文献并未关注管理层权力如何影响职工薪酬。本文以2007～2010年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职工薪酬的影响及其成因。结果显示:(1)权力大的国有企业CEO更倾向于支付较低的职工薪酬。(2)CEO权力大的国有企业更可能超额雇员,超额雇员是国有企业CEO权力与职工薪酬负相关的一种可能解释。(3)进一步分析表明,职工力量、职工监事、管理层持股等内外部制约因素并未有效制约管理层权力,反而增强了CEO权力对职工薪酬的负向影响。本文从超额雇员角度解释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职工薪酬的负相关关系,有助于丰富薪酬的管理层权力假说。     

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了分离,经验证据发现,在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非正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的正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却明显减弱。     

管理层权力、成长性对高管薪酬规模权重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设置交乘项OLS回归和分组回归系数chow test,检验管理层权力变量、公司成长性对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影响。运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高管薪酬更加依赖于规模。公司的成长性对高管薪酬与规模的关系是正向的加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能够利用自身权力对薪酬施加影响,成长性越大的公司更加注重公司规模。     

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权力越大,自定薪酬的动机越强;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出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同质化,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越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越低.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削弱了自身的薪酬风险,薪酬契约包含了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导致了薪酬激励过度和薪酬契约的“真空化”.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寻租动机,降低管理层的薪酬.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外部审计关系的论述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中。为了减轻代理成本,现代企业管理逐渐引入了管理层激励。为了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问题,我们可以把高质量审计作为公司外部监督和担保机制。管理层激励和高质量审计是现代企业两个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它们在缓解代理冲突方面有着类似的作用,但是专门研究他们关系的文章却不多。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发挥证券市场审计的作用,本文从高管激励如何影响外部审计需求进行了研宄。     

管理层权力、法制环境与企业并购商誉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中国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新增并购商誉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表明:(1)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法制环境具有调节效应,即相对于法制环境弱的地区,法制环境好的地区会弱化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年龄高低也会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关系;并购商誉在高管理层权力组对短期财务业绩具有正向影响,对长期财务业绩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各监管部门完善法制环境,企业要加强内部治理机制,以制衡管理层权力,减少商誉泡沫,降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会计观念、薪酬契约与管理层决策行为——会计准则变革非预期效应的经验证据

会计准则变革不仅影响财务报告和资本市场,其带来的会计观念转变也将引起企业经营理念的变化,从而影响管理层的决策行为。本文分析了会计观念转变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及由此带来的管理层经营理念及决策行为的变化,并以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变革后,净利润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显著下降,而净资产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显著上升,这反映出随着会计观念由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管理者在经营理念和决策行为上也更注重资产价值管理和资本增值,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转变在会计敏感度高的公司和国有控股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会计准则变革的效应,拓展会计准则变革的非预期效应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