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法（DID）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实证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高参与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约10个百分点。宏观分析表明创新是企业参与投资的重中之重,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好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化解过剩产能的方式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投资效率。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整体呈较快发展趋势，投资潜力日益凸显。但是总体上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还存在着总体规模不大、整体质量有待提升、基础部分尚待夯实等问题。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通过对美国OFDI迅速成长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成长路径以及成功要素入手分析对中国的启示。     

多维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数据

中国已由商品输出阶段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输出的过程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年—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经济、政治、法律3个维度的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的负向影响依次减弱,且制度差异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从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且对中国在沿线转型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非转型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从不同资源丰裕程度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资源丰富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沿线资源匮乏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集聚效应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决定方程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联立方程组，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集聚效应如何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改善地区的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会显著提升工业产能过剩较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生产率高地区的劳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工业产能过剩较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门槛，对劳动以及资本的影响在跨过门槛后变得显著。     

投资便利化、中国OFDI拓展与效率提升

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1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并测度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和地域分布不平衡特征.东道国的政府监管现状和金融发展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挑战与对策--基于熵值法的测度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提升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质量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沿线国家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4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系统地构建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年-2018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发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差异大,区域不平衡性显著,且投资便利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化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发展本国劳动力市场等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创新促进宁波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正>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是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城市。宁波市金融业如何创新发展,如何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促进宁波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宁波市金融创新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金融创新促进宁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     

一带一路视阈下金融与石油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石油等产业领域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我国的对外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金融和石油作为世界支柱型的两大产业,在“一带一路”的视阈下正逐渐探索和发展融合路径,以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建立合作体系。因此本文针对当前的经济新格局分析金融与石油产业融合意义,以分析其融合路径,旨在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加深合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其产业内贸易水平,选取市场规模差距、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等因素,实证分析中国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对各影响因素变化的敏感程度。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差距与贸易开放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较大;市场规模差距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抑制作用,而贸易开放度具有促进作用;人均收入差距、中国的OFDI和技术水平差距可以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而地理距离对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线路和不同产业内贸易类型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可以通过机电产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等政策,以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作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阐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合作现状,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的模式和重要领域,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共同发展赋能。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效应：沿线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视角

区别于其他自由贸易协议,“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目标、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等诸多方面具有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作为发展效应的核心内容之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广大的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和培育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回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且对距离中国更近的国家影响更大,对较低收入国家的提升作用也更强劲。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增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出口额增加和自主创新多条路径为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带来发展红利,并最终促进了沿线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文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积极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CMS模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烟草及烟草制品贸易逆差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极大地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然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烟草及烟草制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不利于烟草产业长远发展，故就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贸易往来展开分析。基于进出口数据，构建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分别测算影响出口额和进口额波动的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烟草及烟草制品竞争力不足且下滑态势十分明显，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最大因素；其次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依赖性，对进出口贸易造成重大影响；最后，烟草产品结构无法充分匹配国内外的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