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享、丝路联结与“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

立足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从股权投资、高管背景视角度量公司利用联结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建立的社会资本网络,综合考量传导机制与政策效应问题,实证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共享、丝路联结与“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后,运营效率得到持续改善,“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也显著提升。中国公司通过股权资本、高管人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建立的丝路联结对“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特质风险是丝路联结影响“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的可能传导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并购绩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显著提升。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仍需中国公司完善内部财务组织,构建“一带一路”社会资本,为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基础。     

国家审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级战略,是中国国家良治的重大举措,也是沿线各国协同发展的跨国性平台。作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沿线各国国家审计协同治理,对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落地和沿线国家良治至关重要。文章依据战略管理和国家审计治理理论,构建了基于“三大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审计协同治理的“战略—风险—审计”（SRA）分析模型。以战略过程和战略“五通”为主线,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存在风险,需要得到国家审计协同治理做保障,沿线国家通过审计协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国家审计署应在“一带一路”战略审计协同中发挥主导角色,协调整合国内、国际审计资源,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3—2016年中国与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层面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分样本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中国与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凸显的现状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针对性地投资对于加快我国“走出去”步伐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化过程中的博弈分析

以央行数字人民币“一带一路”区域化为背景，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沿线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两两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央行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化进程中利益相关体的博弈过程及均衡结果，并通过情景模拟实验寻找博弈的最终演化均衡点。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短期内，央行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化进程中会遭到来自沿线国家和沿线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抵制，但是长期来看，央行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化博弈中倾向于采取“推出”策略，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向于采取“接受”策略，沿线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也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以此促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多元化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笔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投资便利化程度低、中、高三类,选取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数据及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投资活动的引力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时间效应来看,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无显著变化;不同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旨在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基于49个沿线国家和65个非沿线国家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程度和效果有增大趋势,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区域位置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加强双边产能合作、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途径,可以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比较而言,通过双边产能合作渠道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最大,贸易往来渠道次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渠道最小。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和行稳致远提供一定参考。     

债权性金融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案例分析

2006年起开始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涉及到所得税部分,《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9条最核心的变化是核心价值理念由“配比收益”转变为“全面收益”,会计视角由“收入费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观”,所得税处理要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费用的金额影响到企业的损益,也影响到国家的税收。文章通过对三项债权性金融资产所得税处理的分析,揭示其相同点和差异,试图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加深对所得税会计处理的理解。     

关于我国会计准则结构问题的重新探讨

90年代初,我国开始制定会计准则时,将会计准则划分为“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并将1992年底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作为基本准则看待,将随后发布的10多项会计准则视为具体准则,当时,我国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客观形势要求尽快进行会计制度的改革,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规范体系,因此,会计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理论上不再纠缠于若干概念的划分,将会计准则作宽泛的解释,即包括会计原则,又包括“概念框架”;同时,在准则制定和宣传过程中,将会计准则划分为“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两个层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分析

中欧班列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行时刻幵行,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等铁路国际联运列车,是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际经济市场中。但中国与沿线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的不同,造成对外投资障碍,因此,在"一带一路"会计基础设施建设中,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我国会计准则与沿线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增强我国在国际会计地位上的话语权。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将有助于解决会计准则趋同问题和统一财务报表形式。对企业而言有助于企业监管资金的运营和审计活动;对国家而言,有助于我国管理部门监管企业海外投资活动、掌握国际市场会计数据和会计准则的差异。本文从我国会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挑战和建立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必要性出发,提出了建设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策略。     

《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一)

1992年财政部制定和颁发了“两则”和“两制”可以说是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开始。之后从 1997年到现在，财政部又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十个具体准则，今后还将陆续颁发其余 20个具体准则，这标志着中国逐步建立起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特点的会计准则体系。目前已经颁发的会计具体准则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要求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的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企业会计准则——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差错更正》。上市公司于 1997年 1月 1日、 1998年 1月 1日及 1999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二类：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和《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上述 4个准则分别要求企业于 1998年 1月 1日、 1999年 1月 1日、 2000年 1月 1日和 2000年 7月 1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本刊将陆续向大家介绍这几个准则。     

央企新旧会计准贝转换问题的思考

为确保新旧会计准则的顺利衔接转换，财政部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特设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CAS38），该准则虽规范了企业首次执行新准则时的会计政策衔接、过渡方法、会计确认与计量要求及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列报要求，但上市公司在新旧会计准则的衔接过程中依然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8年1月1日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范围将扩大到中央国有企业，笔者拟以对上市公司新旧会计准则转换过程中的问题的分析，为中央国有企业执行新准则提供一些指导和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城镇化进程与发展潜力研究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依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50～2018年人口城市化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提升,城镇化率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但当前差距依然较大,突出表现为欧洲与亚洲、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沿线大中小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快速增加,具有明显的大城市优先发展趋势;到2035年,“一带一路”沿线城镇人口规模及城镇化水平还将大幅增加,亚洲与非洲的大城市具有较大潜力。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未来可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积极分享中国城镇化发展经验,将城镇化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重点,与沿线城市积极开展友好交流,积极深化城镇化领域的合作。     

政府干预、高管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的投资效率关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基于“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结合政府干预视角与高管团队理论,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国有控股增加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任职年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强化作用,而高管持股和董事会监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抑制作用;东道国民众话语权、政府管理质量调和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效率回归理性。然而,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环境等差异,上述研究结论因投资地区的异质性而有所不同。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政策,以及“走出去”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及提升路径

高新技术产业进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文章从贸易规模、国别结构、产品角度、出口市场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提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着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加强国际间企业合作,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完善贸易摩擦机制及开拓多元新兴市场,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使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局面。     

“互联网+”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与行业的结合,部分企业会计准则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成为企业转型和变革的阻力。文章在现有"互联网+"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研究基础上,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最新进展,采用文献归纳和案例法对"互联网+"会计确认和计量、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披露等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讨论,得出会计要素确认的条件不再是经济利益的流入及流出、"双重计量模式"计量方法将成为主流等结论,提出在"互联网+"下企业要适时总结会计实践,为基本会计准则的改进和具体会计准则的修订提供样本,从而改变企业会计准则自上而下的制定困境,让企业会计准则适应"互联网+"的到来。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效应评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极为深远的国际、国内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2005—2019年中国企业3 612笔对外投资项目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投资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沿线经济体的投资金额和次数，无论“问题”投资的次数还是“问题”投资次数的比重均不显著。由此得出结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国企业的投资促进了沿线经济体的发展而非增加债务风险。经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识别策略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拓展性讨论依然支持基准检验的结论，同时发现对“一带”沿线所带来的发展效应要高于对“一路”沿线的该效应，并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来产生。最后，本文从实现软实力输出、构建多渠道协同资金供给机制、从源头上减少“问题”投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缩小会计政策可选择空间的建议

“会计准则”一词 ,应该包括财务会计准则和管理会计准则。然而 ,会计准则发展至今 ,无论是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还是国际会计准则 ,都无一不是财务会计准则。因此 ,本文所称会计准则是指财务会计准则。所谓会计准则 ,是指所有专门用于规范财务会计信息生产与传输的一般和具体标准。它既包括我国的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 ,还包括行业会计制度。我国自 1993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之后 ,财政部又先后发布了十个具体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理论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重点。本文仅就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     

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研究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会计政策有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之分，宏观会计政策是指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定和发布的会计准则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会计准则；企业会计政策则是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的范围内，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所选择的最能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准则、程序和方法的总称。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注册会计师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但在现有的以会计准则为企业会计政策规范主体的模式下，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往往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