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以数字政府突围科层制政府——比较视野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演化图景

在人类社会治理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科层制的政府治理结构具有标志性的进步意义.它带来了人类社会管理机制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政府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范式转型.文章指出,在社会信息流动日益扁平化的互联网时代,科层制政府的内在局限使其愈加难以适应快速变革的现代社会.面对科层制政府与中国党政体制结合所形成的独特治理结构与治理短板,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成为突围科层制政府治理局限、突破条块分割治理结构、弥补科层治理漏洞的有效改革路径.中央顶层布局与地方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突出特征.北京市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建构过程凸显出数据驱动、实时感知、市民参与、精准治理的变革趋势.面向未来,基于治理大数据的数字政府建设将是牵引政府治理深度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提高治理绩效、加速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与碳排放绩效——来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传统竞争模式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呈现出朝向更加追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转变。本文基于274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定量识别分析,并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对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的碳减排绩效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促进了碳排放绩效的提升;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对低碳试点城市具有较强的碳减排效应,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绩效;第三,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不仅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且从长期来看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助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对策

地方政府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稳定。目前,我国存在着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不清、政务公开不完善、地方保护及公民参与不强等问题,因此应当采取树立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开展跨区域合作治理、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和鼓励公民参与等措施,以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提出的现阶段的重要发展课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需要对地方政府治理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分析.在探究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基础之上,针对地方政府治理的理念界定不清晰、治理法律缺失、治理不透明、治理自利性等问题,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法制化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等建议,从而试图进一步探究如何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数字政府优化乡村治理能力的双重困境、深层原因及法律应对

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正经历一场刀刃向内的数据革命,乡村治理机制也正开启智治模式。然而,乡村政府面临着数字化建设不足的困境;数字政府优化治理能力的速度又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不同频,这给乡村政府深化治理能力带来了难题。研究发现,数字权力的崛起对公权力形成挑战,数字乡村的建设重构了乡村治理格局,政府的治理角色也需调适。为此,应当构建数据权益保护机制平息数据权属争端,规制算法歧视对公权力的异化;延循权力补强、约束的路径,平衡三治理念,濡化数据权力,推动公权力有限、有效治理。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通过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焦点内容之一.本文从城镇化的发展核心、基本导向和政策目标三个维度,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态进行梳理和分析,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的必要性和内在功效,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创新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走内生型城镇化道路;创新地方政府的体制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现状及治理路径分析

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缺失可以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行政规制都存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地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治理目标是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政府,为此必须理顺行政原则和转变行政方式。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中竞争性垄断与算法合谋的治理困境

在数字经济的治理结构中,传统政府治理范式与数字经济特征的不相匹配诱发诸多治理困境与挑战.对数字经济治理困境进行学理性解释,应在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理论基础,探索反垄断规制具体治理举措.本文对数字经济的考察以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中算法合谋现象作为出发点,挖掘数字经济中竞争性垄断市场产生的原因及算法合谋的治理困境.首先,基于数字经济的资源特点和技术特征,分析了数字经济中市场结构变化与算法合谋形成的本质内涵和机理;其次,对比传统经济,分析得出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是数字经济中技术竞争、创新以及标准化约束的必然结果;再次,基于算法合谋的高隐蔽性以及数字经济中出现的竞争性垄断市场的特点,分析了国家反垄断规制中数据市场边界与数据纠纷、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算法卡特尔与垄断协议模糊等问题;最后,提出在竞争性垄断市场中算法合谋治理应实现监管机构、平台、用户三方共治的应对策略.     

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探讨在不同前提下,地方政府治理对于科技创新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民生服务水平、法治环境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要加快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扩大民生服务支出规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最大程度发挥地方政府治理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地方数字经济监管中的多层级政策学习与监管模式变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数字经济监管因外生性社会冲突而呈现出监管模式的策略性变迁。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的政策学习来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从而推动这种模式变迁,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文章通过对上海市共享单车监管的过程追踪,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试验性治理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监管挑战而产生的多层级政策学习构成了其监管模式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中,地方政府通过技术性学习识别了数字经济的总体社会影响,决定了监管目标的设立;通过政治性学习研判了监管权限和能力,约束了监管工具的策略集合;自下而上的倡导和呼吁,以及自上而下的表态和调节则促进了政策知识的垂直扩散,推动了系统性的监管模式变迁。文章有助于揭示外生性社会因素与地方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变迁中间的微观学习机制,也为突破数字经济监管困境提供了潜在思路。     

区域现代化中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启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进发现,其职能转变分为四个阶段:直接参与乡镇企业管理阶段、推动产权制度改革阶段、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阶段和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的优化营商环境阶段。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优化转向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从“一揽子”全能型向“放管服”有为型转变,从行政命令管理向法治化、制度化治理转变,从追求经济发展向增进社会福祉转变。从政策启示层面看,地方政府要不断提升“有为政府”的治理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完善兼顾国家决策统一性和地方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不断优化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时代政府回应效能提升路径——基于技术嵌入的视角

提升政府回应效能是推动政府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的基本维度。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更新并被广泛运用于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数字时代的政府回应已然发生。然而,数字时代的政府回应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对数字时代政府回应效能提升形成阻碍。因此,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政府回应的转型与变革,有助于提升数字时代政府回应效能。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权力运行无序、决策制度短缺、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财政纵向失衡会抑制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吗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此,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从财政纵向失衡这一全新视域探究区域创新效率问题。基于199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显著抑制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即给区域创新效率带来了损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为增长而竞争”强化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而“为创新而竞争”弱化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改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程度、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完善地方官员的政治考核体系等措施,以适度缩小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引导地方政府由“为增长而竞争”向“为创新而竞争”转变,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和未来很长时间段内我国还面临诸如资源分配不均匀、 贫富差距拉大、 地区发展不平衡、 集体抗争性事件增多、 贪污腐败盛行等挑战.地方政府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是解决公共问题的主力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现实意义.     

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政策框架与重点任务

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亟须加快完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本文借鉴国际经验,从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提出全面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政策框架,包括五个方面的18项工作:一是加快信息通信、网络支付、现代物流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高市场准入便利性,拓宽数字服务准入门槛,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规范数字平台服务;三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网络平台治理,强化恶意软件监管,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线上线下公平竞争,打击网络欺诈等犯罪行为;四是加强网络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五是提升政府监管与服务能力,建立面向数字经济的监管体制,增强法规和标准的适应性,全面提高政府在线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