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

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能够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其间接路径是通过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就业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金融可得性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中起到调节效应,金融可得性越高,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越大。对处于不同贫困脆弱状态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对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意义重大,并为评估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静态与动态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研究目标:从家庭层面对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态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定量分析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相互影响。研究方法:利用A-F双界限法测度多维贫困,借助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和动态转移矩阵考察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及其动态偏离情况。研究发现: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和状态转换率相差不大,但两种贫困家庭之间却存在巨大的静态和动态偏离,2014年中国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仅为17%,2010～2014年在收入脱贫(或入贫)的家庭中同时发生多维脱贫(或入贫)的家庭占比一般不超过20%;深度贫困家庭减贫进展缓慢。研究创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提供的面板数据,有助于分析家庭贫困变动的长期效应;按家庭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并比较各组家庭之间两种贫困的静态偏离情况;将两种贫困的偏离分析由静态层面拓展到动态层面。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经验证据,为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数据支撑。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效应分析

贫困和减贫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而财政转移支付是贫困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主要阐述了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财政转移支付、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城镇化这六种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解决影响巨大,其中经济增长对于城镇贫困影响最大,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程度最小。     

男孩偏好与农户的顽固性贫困——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绕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问题。虽然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对农村贫困缩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却难以根除农村的顽固性贫困,症结在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户思维观念的束缚。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面实证检验农户男孩偏好的贫困效应,可以发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农户男孩偏好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当农户位于中西部地区、儿子数量越多以及父母年纪越大时,这个影响更为显著。改变中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缓解农村的性别失衡问题是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顽固性贫困的治本之策。     

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城乡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并进行分解，明确影响城乡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研究方法:将2002～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观察值与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结合测度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并将测得指数分解为四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指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且城乡相对贫困指数有上升趋势，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分解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对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和弱相对贫困指数变动起负向作用，贫困标准效应对城乡两种指数变动起正向作用。分配效应与城乡两种指数的变动一致，人口效应对城镇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正，对农村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负。研究创新:将影响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扩展至人口效应和贫困标准效应，认为影响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有增长效应、贫困标准效应、分配效应和人口效应四种。研究价值:为城乡相对贫困的测算与分解提供新的思路，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     

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变动和分解：2002～2018

研究目标:分析我国农村相对贫困长期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本文使用基于洛伦兹曲线的相对贫困衡量和分解方法,不仅衡量了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期变动,并且将其变动进行分解。研究发现:按照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2002～201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都呈上升趋势;2002～201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了5.6%,其中增长效应为1.98%,分配效应为5.61%,残差效应为-1.99%;从发展趋势来看,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对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的正向影响呈递减趋势,残差效应对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的负向影响呈递减趋势。研究创新:使用基于洛伦兹曲线的相对贫困衡量和分解方法,刻画了我国相对贫困的长期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研究价值:有助于厘清我国农村相对贫困长期变动成因,对巩固脱贫成果和建立有效应对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     

低学历劳动力面临的就业危机——以江苏省城镇为例SSCI

本文以江苏省城镇为例,利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当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时,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和影响工资的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概率很低,而且其相对收入持续下降;36岁小学学历已婚男性的收入不能使其自身脱离贫困,初中学历仅可使2个人脱离贫困,因此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很高。与农民工的教育学历均值为初中相结合,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低学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在职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降低农村学龄儿童受教育的成本,推动人力资本积累。     

产业扶贫政策对易地搬迁农牧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

关注产业扶贫政策对易地搬迁农牧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防止农牧户规模返贫意义重大。本文基于内蒙古3个深度农牧贫困旗(县)557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VEP方法,运用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产业扶贫政策对易地搬迁农牧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差异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在国内贫困标准线下,易地搬迁农牧户无贫困脆弱性,而在国际贫困标准线下,则呈现出较低贫困脆弱性。产业扶贫政策可以显著降低易地搬迁户的贫困脆弱性。“授慧”式产业扶贫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均显著高于“授资”模式,且在不同年龄组中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的大力扶持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关键。建议建立健康、失业和大额生活开支风险动态监测与防范机制,联动乡村振兴机制,构建就业量较大且适合安置区的产业体系,创新易地搬迁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

研究目标：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居民贫困的影响,并探讨两者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构建Logit等计量模型,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与工具变量法（IV Pr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社区层面上,收入差距导致了教育与财政资源在区县间的配置不均等,阻碍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而提高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在个体层面上,收入差距降低了居民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恶化了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而导致居民进入贫困状态。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同时也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的不利影响;提升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增加教育与医疗投资、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强化融资能力等是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主要渠道与机制。研究创新：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对居民贫困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资本是缓冲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不利影响的重要保障。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和路径解释;在实践中,对减贫、防贫具有指导意义。     

公共支出视阈的中国城市减贫效应分析

在理论上,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是解决城市贫困的两大路径。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根本方式,公共支出追求直接的减贫目标。我国1997～2009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公共支出增长率与城市贫困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减贫效应为负,其中,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贡献各不相同;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减贫效应。因此,必须...     

三峡库区移民生态减贫策略的优化仿真研究

研究目标：优化三峡库区移民生态减贫策略。研究方法：运用协整分析探索移民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库区生态减贫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重庆万州为例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地质灾害与土地、降雨、环保投资,脱贫人口与耕地、饮用水、人均纯收入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治理方案均可减少贫困发生率;协调发展方案减贫效果最佳,万州区有望提前实现减贫目标。研究创新：构建了三峡库区生态减贫的系统动力学理论模型,揭示了地质灾害、生态环境和移民贫困三者之间的复杂生克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研究价值：提出了三峡库区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减轻的系统性减贫策略。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自从被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理念由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来之后,便迅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对它的定义和度量方法并不同.本文利用来自中国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预测贫困脆弱性的精确性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预测的精确性与贫困线和脆弱线的选择、家庭未来收入均值的计算方法密切相关.本文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方法以及政府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制定反贫困政策提供了参考.     

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金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收入增长,有效减少贫困。普惠金融是一种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鼓励发展普惠金融,为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并结合甘肃省农村的贫困现状和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提高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的建议。     

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

财政投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减贫手段。本文使用2007—2013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研究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利事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不尽相同,空间差异明显,其空间相关性也不一致。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而农林水利事务支出的减贫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非常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一是要根据各区域的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减贫效应;二是要采取加大投入和改善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增大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三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积极促进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外溢作用,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

本文使用2003~2006年覆盖全国30个省区的微观面板数据,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新农合的减贫效果明显,不仅能在农户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发生概率,而且能在省区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率;新农合能显著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民增收,但需要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作为支持条件;新农合能显著降低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但对省区范围内的农民收入分配状况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比较,并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按照区域和维度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基本能够摆脱现行标准下的收入贫困,但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各个区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程度普遍较高,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农民工多维贫困贡献最显著的是住房、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收入维度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微弱,农民工的贫困是多维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因此,应尽快构建统一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从多维角度对农民工的贫困进行精确识别,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针对性地在能力剥夺较为严重的住房、健康、教育等维度对农民工“赋权增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农民工脱贫的可行能力,提升精准扶贫效率,助推农村脱贫。     

西部农村减缓贫困的进展、现状与推进思路

中国农村贫困是自然、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方面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迸发、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针对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缓贫困的举措。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未来减贫主战场,西部减贫得到更多的重视。而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加快建立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新的历史阶段实现西部减贫的根本出路,也符合发挥西部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在此过程中,要统筹发挥区内比较优势,借助区外禀赋的关系,并同时发挥精英与基层百姓的作用。     

人力资源开发与城市反贫困

现阶段的城市贫困是"失业贫困",其根源在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匮乏和就业机会丧失。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但救助水平偏低、自救功能弱,反贫困效果不佳。因此,必须加强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其人力资本含量,从根本上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救",最终摆脱贫困。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生产率机制、就业机制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直接投资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减贫效应的机理和渠道,并以几内亚、南非、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六个非洲国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减贫效果.研究表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