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7—2017年专利密集型产业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测度专利密集型产业8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发现,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相比,“波特假说”初步显现;总体上,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贡献最大,不同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和动态趋势不尽相同;整体行业、强专利密集型行业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距仍然较大,整体行业与强专利密集型行业趋向共同稳态和自身稳态收敛,弱专利密集型行业仅趋向自身稳态收敛;行业集中度、行业规模对行业整体和弱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对强专利密集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农业的绿色生产率革命:1978—2008年

论文在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分省农业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表述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进行核算,考察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统筹兼顾关系,阐释绿色生产率增长背后的制度原因。论文认为,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发展问题,农业增长要处理好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通过实现绿色生产率革命来推动农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我国30个省域2001—2018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到技术效率的拉动并在样本期内以0.8%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没有改善。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12年之前,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位居前列,2012年之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交替领先其他地区。省域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8年已有29个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产业结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以及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内部结构转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实现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所在。考虑到产业内部生产率的异质性及发展的阶段性,利用1992-2019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长期面板数据,从产业内部视角探究结构转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产业部门结构转换度处于低位时,产业模式相对较为落后,三次产业向“三二一”模式进行合理化调整的过程中,通过要素重置和技术溢出的扩散效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当结构转换度较高时,产业部门注重“量”的快速调整,而忽略了产业间、产业内部的协调融合性与虚拟经济挤压导致的空心化危机,可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效应,但中国整体上处于“倒U型”左侧,结构转换的促进作用仍有较大空间。研究结论从行业内部视角为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政策规划提供了经验支撑。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但低于全国水平;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但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和大部分沿线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快速增长;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财政支出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灌溉设施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扩大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健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机制。     

我国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的实证分析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1999—2011年东部12省市的面板数据,探究该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变动情况,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节能减排政策是相对有效的,同时,技术进步成为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技术效率虽然在逐步提升,但是增长不稳定,在东部地区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的边缘之时,这种增长方式是不能持久的。基于此,东部地区以后要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改进,在改善技术的同时,提高要素使用率和生产技术水平,使污染物排放量稳中有减。     

基于SBM方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经济增长效率——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运用DEA-BCC模型,对四川省21个地市州的人力、资本、能源和产出四个投入产出变量的生产松弛变量进行估算,考察四川各地区生产是否处于生产有效前沿面上.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出各个决策单元的生产无效率值,进而构建并分解Luenberger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对四川省2006年至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变化趋势与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成都、自贡、攀枝花等五个地区始终处于生产有效前沿面上;(2)四川省经济发展整体上以成都为中心,愈向周边扩散,生产无效率逐渐严重,而资本和产出是无效率的主要来源;(3)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四川省整体生产绩效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4)经济增长效率变化的要素分解表明,资本和产出是推动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已有文献在测算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基本都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而这种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由于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反映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真实绩效,甚至会误导政策建议。文章将环境因素引入服务业生产率体系,运用基于DDF的M almquist-L 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2004－2013年服务业分行业 T FP进行再估算,并结合M 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服务业环境友好指数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两种情形下服务业 T FP增长的主导因素都在于技术进步,忽视环境因素不仅高估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而且高估了其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环境因素对服务业增长绩效存在影响。环境约束下服务业 T FP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 FDI并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可以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研发资本、禀赋结构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对服务业环境 T FP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APEC17个国家和地区1980—2004年包含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成分。首先,估计了对CO2的排放没有管制、CO2排放水平保持不变、CO2排放水平减少三种情形下的生产率指数及其成分。其次,对影响环境管制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结论有:在平均意义上,考虑环境管制后,APEC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1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至少移动生产可能性边界1次;人均GDP、工业化水平、技术无效率水平、劳均资本、人均能源使用量和开放度均对环境管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的转移趋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在Battese and Coelli(1992)模型基础上,采用非中性技术进步超越随机前沿模型,对2003-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7类污染型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各行业在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情况。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在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都比东部地区要高。从经济效率来看,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势必在未来布局选择上会倾向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都相对较弱,污染型行业向这些地区大规模转移必然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此,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污染型行业的优化布局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根据广东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集聚指数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出该省产业集聚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通过对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得出广东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和相关企业应该重视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利用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来促进区域经济和企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上市银行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再研究——基于两阶段网络方向性距离SBM模型的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银行业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大多没有考虑银行业效率评价的网络结构,也较少考虑银行业的非期望产出,从而其估计结果颇受质疑.文章利用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04-2012年的数据,将银行业的生产看成是一个两阶段网络生产过程,并考虑了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作为非期望产出时的弱可处置性问题,运用两阶段网络方向性距离松弛的数据包络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测量研究.分析表明,国有银行的效率仍然偏低,各家银行都存在非效率现象,但效率变化呈现出一种倒U形变化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银行业的效率有显著提高;银行业效率评价方法的选择对实证结果非常重要,未考虑与考虑松弛作用时的估计结果有很大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的整体业绩变好,这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得益于2003年以来推行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所产生的硬约束效应.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影响银行业非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银行业内部因素对非效率项的影响显著.     

河北省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第二产业是国民生产中的重要部分,河北省的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占比甚至达到了一半以上。本文通过C-D生产函数对河北省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分析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河北省的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文章根据影响机制理论提出假说,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国GTFP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相关性.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市GTFP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并且对相邻城市GTFP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抑制本市GTFP的提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别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促进本市GTFP的提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GTFP的影响均不显著,同时这些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明显差异.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超效率SBM模型,采用全局参比的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GTFP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缺乏资本价格等国民核算资料,收入份额法在我国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计的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研究时期的一个平均水平,适用于估计整个研究时期的平均贡献率,但用于估计逐期贡献率很可能是有偏的甚至是有误的。本文给出了一个改进生产率增长测算的新思路,系统地提出利用非参数模型、变系数模型、可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替代收入份额法,估计不同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的时变产出弹性。实证结果表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