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视角切入,就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三大产业的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在减少贫困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的减贫效应非常显著,而第二产业增长的减贫效应微弱。将总体样本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拓展回归分析表明,只有第一产业增长对沿海地区贫困减少产生显著的影响;相比之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均有助于内陆地区贫困减少。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劳动力密集度和不同行业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异质性是导致上述产业减贫效应差异的重要原因。     

财政分权有利于贫困减少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证据

本文从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共支出结构两个角度,论述了财政分权和贫困减少之间的理论联系。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增加亲贫式支出的配置效率来实现减贫目标;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而地区竞争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阻碍减贫目标的实现。利用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数据发现:就北京、上海和天津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恶化了贫困状况;而对于其他省份,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则有利于缓解贫困。     

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

财政投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减贫手段。本文使用2007—2013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研究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利事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不尽相同,空间差异明显,其空间相关性也不一致。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而农林水利事务支出的减贫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非常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一是要根据各区域的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减贫效应;二是要采取加大投入和改善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增大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三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积极促进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外溢作用,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生产率机制、就业机制以及社会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直接投资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减贫效应的机理和渠道,并以几内亚、南非、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六个非洲国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减贫效果.研究表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     

农村养老保险能改善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吗？

社会养老保险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发挥减贫效应,但其抑制了农村老年家庭土地资产的减贫作用,未能影响到生产性资产的减贫作用;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但其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老人健康人力资本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对人口结构最完善的联合家庭减贫效果最有效,空巢老年家庭次之;相较于中低龄老人家庭,养老保险改善高龄老人家庭贫困的效果不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越好。     

财政购买性支出激励与经济持续增长——兼论确立服务型政府的合理性

本文建立了政府支出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取决于预算、投资生产率和支出结构.借助VAR实证模型,中国的经验实证分析表明:公共花费是公共投资的基础,也是GDP增长的主要影响变量;公共投资不一定能促进GDP增长.为此,我们提出政策建议: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由投资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效应分析

贫困和减贫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而财政转移支付是贫困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主要阐述了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财政转移支付、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城镇化这六种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解决影响巨大,其中经济增长对于城镇贫困影响最大,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程度最小。     

地方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目前地区经济差距问题是国家及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作为体现地方财政政策的地方财政支出并没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而是加速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发散。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公共支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预算内公共支出数据,从实证角度来分析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中国财政支出水平和经济总产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财政支出绝对量的提高将引起经济总产出增加,然而其贡献率甚小。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这说明财政支出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为扩张效应,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是以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为代价的。     

对天津市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各国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不但维持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增强投资者信心、刺激民间投资。笔者拟采用计量经济学相关知识建立计量模型，以探讨天津市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公共支出各具体支出项目比重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生产性公共支出、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的基础上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到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在一个DGE框架下求解竞争性均衡问题,以此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生产性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生产性支出对家庭私人消费、公共消费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设定的平滑税率。根据经验分析可知,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如人口效应大,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并未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可能已凸显出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一现象在东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教育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在东中部地区较明显,而在西部地区仍未体现出来。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1996年至2019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基础,进而对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基于AIC最小原则判断最优滞后阶数,再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判断其因果关系,最后进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教育支出之间互为因果,经济增长促进教育支出增长,而教育支出增加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较高的贡献率,教育事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比教育支出对自身的影响大,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且随着时间后移,边际贡献率增强,推动作用加大。     

政府公共收支规模与GDP的协整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政府公共支出对GDP的长期增长效应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对于政府购买、政府投资等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支出规模与GDP的长期关系,因果性等方面,许多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动力学分析

本文将公共支出引入一个两部门城市化和内生增长模型,由模型导出的人力资本跨时转移条件方便我们分析经济的过渡动力学行为。数值解结果表明,在物质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形下,公共支出的部门间配置由经济过渡动力内在地确定和稳定;如果物质资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报酬递增,公共支出的部门间配置将表现出内在不稳定。动力学分析表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换言之,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或最优公共支出比例。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是否有利于穷人,结合收入分配状况和贫困水平的变化来审视中国经济增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含义。本文在建立农村居民收入Lorenz曲线的基础上,利用贫困指示增长曲线的实证分析揭示,1985～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农村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对农村贫困变动的测度和分解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人力资本与区域工业劳动生产率

使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共教育支出结构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应,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识别了各类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渠道。研究表明,义务教育支出对工业全行业的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但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削弱其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积极影响;中等教育支出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带动全行业的增长;高等教育支出的影响渠道表现在对工业全行业的影响既存在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又存在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但二者作用相反,最终表现为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不确定性。建议通过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的质量、提高高等教育支出效率等政策来促进我国工业的长足发展,避免由于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空心化。     

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本文通过计算并分解2001～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指数发现,一改以往下降趋势,各项贫困指数均呈现有升有降的变动态势;H指数和I指数是影响总体贫困状况的主要因素,且以H指数最为主要;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具有正向作用,收入差距不利于减贫。具体来说,贫困标准越高,经济增长惠贫效果越好;FGT指数α值越大,经济增长惠贫效果越弱。这些差异说明,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较富裕的贫困人口,较穷的贫困人口很难直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金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收入增长,有效减少贫困。普惠金融是一种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鼓励发展普惠金融,为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并结合甘肃省农村的贫困现状和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提高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的建议。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合理的公共支出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而合理的公共支出政策是通过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实现的,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解决财政支出“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力求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着力建立起一个支出会理增长、内部结构保压有度、支出行为规范有效、管理方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支出结构框架。     

我国城市社会救助方式减贫绩效的比较分析

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城市低保制度都具有减贫效应,本文对这三种制度的减贫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城市低保制度的减贫绩效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