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制度转型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决策

本文综合制度变迁和集聚经济理论视角,探讨了东道国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FDI区位决策的多重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以1998~2007年500强跨国公司(MNE)在中国30个省区FDI的微观交易为样本,运用NLM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制度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各维度制度发展的同步性程度不仅对跨国公司FDI的区位决策有重要影响,还会通过对集聚经济的调节作用,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此外,对于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FDI,市场化制度转型动态特征的作用程度也有差异。本文结论对于新兴和转型国家如何使国内市场化制度环境的发展进程有助于外资的合理区域分布,促进国内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FDI在华区域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多,FDI地区分布不均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本文采用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FDI在华区域分布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当前我国FDI区域性分布与各地区的经济实力、投资环境、人力资源有关,而平均工资对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说明外商在决定向各地区投资时更关注的是软环境因素(市场潜力、投资环境等)。文章最后根据这些影响FDI在华区域分布的因素提出了一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应对策。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空间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目标区位及其决定因素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分析了流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型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的变化,指出了促使FDI在各个区位之间进行转移的影响因素,并且给出了一个FDI空间转移的一般模式。文章最后指出东道国政府需要根据跨国公司所关注的区位优势的变动,改进并创造自己特有的区位优势,以保持对FDI的持续的吸引力。     

在华跨国公司独资化选择的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进入我国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在华的子公司都纷纷通过外方增资扩股、收购中方股份、重组合资企业或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了控股和独资。本文应用理论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选择投资方式的影响,并且利用1996～2006年中国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就吸收能力对FDI投资方式的决策作了初步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吸收能力对FDI独资选择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滨海新区引进FDI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首先综述了近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以及对天津滨海新区引进FDI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之上,采集滨海新区2002—2009年数据,对滨海新区引进FDI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同时采用斯塔克伯格模型对难于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结果显示：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FDI累计额与FDI引进额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入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积极调整对华投资战略,并在投资结构、投资方式以及本地化经营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本文主要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趋势、新特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动因,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充分认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的影响,对把握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厂商在中国的空间分布及政策研究

中国从1979年我国正式引进外资开始,跨国厂商在我国经历了从考察试探到扩大试办,再到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改善,对我国经济和人文观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我国引资特点及在华投资原因来探究跨国厂商在中国的空间位置分布,并从国内宏观区域的角度对跨国投资在中国国内的地区分布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跨国厂商在中国西部投资很少,在综合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引资提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面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举进攻,我国应适时的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以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对FDI溢出效应的分析,探讨作为FDI主体的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发展的利弊,剖析制约FDI技术溢出与扩散的因素,并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化格局下我国如何有效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面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大举进攻，我国应适时的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以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对FDI溢出效应的分析，探讨作为FDI主体的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发展的利弊，剖析制约FDI技术溢出与扩散的因素，并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化格局下我国如何有效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On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nd China’s FDI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has generated serious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including cross-bor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hina’s inward FDI (IFDI) and outward FDI (OFDI) are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risk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timelines of the pandemic evolving in China,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then reflects on China’s pas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FDI and OFDI, noting the growth of IFDI and highlighting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or OFDI during and after the pandemic.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FDI is set ou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then made regarding China’s lat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using the so-called dual circulation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with respect to cross-border FDI.     

对安徽省利用FDI的思考及建议

随着中国吸引外资能力的增强、“中部崛起”政策的提出，加上国内外产业转移的需要，安徽省利用FDI的规模有所扩大，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细分安徽省利用FDI的历程、对这一过程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率先进行了原因探讨；并为安徽省今后更好地利用FDI提供了一些思路。     

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东道国要素市场发展的理论视角及中国经验

本文首先阐述了东道国要素市场发展程度如何对FDI溢出效应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要素市场发展水平通过制约本地研发部门获取生产要素的便利程度,影响本地企业获取FDI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分析发现,东道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加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外资大规模涌入,我国要素市场已难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从而造成FDI净溢出效应为负。而且,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滞后也是造成我国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FDl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影响的统计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加强,国际贸易和FDI作为一个开放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飞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后,FDI流入和国际贸易都增长迅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论文选取中国2002年到2010年的FDI和出口贸易的数据,统计分析FDI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并带动内资出口;并且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提升,外资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促进我国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并带动我国内资自主创新。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地区差异及动态特征

本文检验了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整体上为中性。分地区来看,FDI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东、中、西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均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在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国内企业的竞争力相对逐渐增强。     

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借鉴意义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现实而长远的重要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有条件的本土企业选择"走出去"投资战略。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可以为现阶段我国企业成功"走出去"提供战略投资和路径选择的有益借鉴。     

FDI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关联性分析

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动力源是多元化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行政改革的相互作用不易描述,两者的关联性较为模糊。FDI催生了经济环境中新的非官方政策活动者,间接推动公共行政制度创新,客观要求政府经济治理方式转变,执行"优异治理"或"善政",并通过对思想库的贡献影响公共政策,对这些关联性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中国公共管理改革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