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引资国,服务业引资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本文章以美、日服务业对华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显示中国广阔的市场是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中国服务业FDI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分析,然后综合运用ADF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和协整检验,对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及其原因展开了深入分析。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沿海地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环境规制问题是近几年经济学的热点问题,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怎样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在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市,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宁波产业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6～200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宁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FDI的流入对宁波三次产业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FDI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与第一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理。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自身效率,降低了制造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最终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本文运用中国地区层面1998~2004年以及细分行业1993~2003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者服务业的扩张促进了制造业的整体效率提高;(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为明显;(3)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保险业发展的影响;(4)科学研究对制造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它与当年制造业的效率呈负相关,但可以提升次年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持续扩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每增加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358%。进一步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研究表明,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特征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FDI、行业间联系与溢出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9～2003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说明制造业行业是否存在外资行业内横向溢出和行业间纵向溢出效应(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GMM),克服了要素投入的内生性问题和前期的生产率冲击后,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的内资而言,外资的后向联系效应作用明显,说明后向联系确实是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而行业内溢出效应和前向联系效应表现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中国大陆的FDI主要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入中国大陆的香港FDI主要有港商投资、在港中资机构投资和“假外资”投资等三种类型。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是香港FDI进入的优先区域,并向内地呈梯度分布。我们以1980—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本文结论显...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作用、问题及对策

文章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 Investment,FDI)的整体水平、基本趋势和行业分布,认为服务业利用FDI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存在占我国利用FDI的比例偏低、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全球30个国家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采用构建回归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贸易顺逆差、实际有效汇率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对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顺逆差对FDI有非常轻微轻微的负向影响。     

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1995~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的变化,实证检验了进口服务中间品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和进口服务中间品均呈上升趋势;服务贸易进口整体、运输、通讯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为正,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离岸工业外包率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基于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2—2005年我国14个FDI主要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分析了FDI流入我国的原因。无论是在所有国家样本中还是在欧关发达国家样本中,资本来源国的市场规模和双边贸易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资本来源国相对劳动成本的提高会增加亚洲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资本来源国贷款成本的相对降低会增加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光伏产业竞争力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和“冰冻期”,如今的光伏产业发展水平如何？文章从微观的角度以2007至2014年19家公司相对效率值为基础,考察中、美、日、韩和挪威五国及产业链节点8年竞争力的变化,对比该公司Malmquist指数,分析其技术变化率与综合效率变化率,进而说明—国产业研发能力及公司管理能力,结合国家政策和并购案例,阐述政策和管理对光伏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提出我国光伏产业市场化进程中应处理好的产业链发展问题以及政策关系问题.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FDI双向流动和净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球58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双向直接投资蓬勃发展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现象,研究FDI双向流动和流入净值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范围内FDI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对中国在FDI双向流动态势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文章研究显示,经济增长潜力越大的国家越有利于FDI净流入;IFDI发展有助于OFDI发展,IFDI与OFDI互动发展关系显著。就不同类型国家来说,高收入国家的IFDI与OFDI互动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国家,IFDI流入规模超过OFDI;税收、行政效率、劳动力供给等因素对FDI净流入和FDI净流出均有显著影响,但其作用方向相反。     

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房地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中国省际1999-2004年房地产业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房地产业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水平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房地产业平均技术效率要高出中西部地区57．7％；（2）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整体水平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改善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作用不大。（3）FDI对促进东部地区房地产业技术效率增长作用显著，但对中西部房地产业技术效率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说明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酶区域差异性。     

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199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了199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FDI才会出现正向的技术溢出。本文的研究同时也显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能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结果表明,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领域开放度逐步提高,服务业吸引外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具体承诺的实施,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对外资开放程度最大的投资领域。本文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演变的特点出发,深入分析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服务业引资水平的相关对策。     

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中日统计数据的Granger因果检验

基于Fukao等人(2003)的模型对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成本与贸易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当两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时,FDI会引起两国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利用1988年至2009年中日贸易数据的指数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ITC 7类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特征尤为明显,而中日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升则主要得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