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效率、公平，抑或兼而有之*

农机补贴是具有门槛效应的效率增益政策，通常效率与公平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机补贴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介变量法研究了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机补贴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性；其作用机制是农机补贴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打工收入，尤其是相对贫困农户，溢出效应对冲了门槛效应，使得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兼具了效率和公平。     

农户生产投入选择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性农民假说出发,利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分析农业补贴影响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一般路径,并基于随机效应决策模型构建解释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实证框架.为解决模型中由“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修正收入方程和结构决策方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集的实证结果显示,预期收入差距、农业补贴和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农业补贴和户主教育水平是促进家庭增收的关键变量.进一步,本文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评估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净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存在自选择效应,且表现为低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而高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不增加生产投入,这导致增加生产投入生产方式的净收入效应被严重低估.     

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基于微观面板门限协整模型的经验与证据

基于2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间的两阶段面板门限协整回归,对金融资产配置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论文从数理模型上证明了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利用非线性门限协整回归的极大似然估计量,本文估计了我国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两阶段门限模型,并对其模型选择及其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及门限参数的变化轨迹证实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前后农户收入的差异性,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差异确实对农户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改善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及结构可能有助于消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农业生产投入视角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应研究

笔者首先基于农业生产投入视角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形成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并评价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正规借贷对家庭农业生产投入和农业收入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民间借贷的生产投入效果较弱且对收入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教育水平高、生产规模大的家庭能够从借贷中受益更多.相比较而言,正规借贷经历、户主教育、地区金融体系完善程度和农产品价格是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决定因素;而民间借贷经历和家庭社会网络能够有效提升农户获得民间借贷的可能性.此外,对借贷收入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正规借贷的正向收入效应主要来源于新增资本投入的高回报率,而民间借贷的无效性是借贷引致投入量少和投入回报率低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资源开发对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的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村户两级跟踪调查数据,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探讨了矿产资源开发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矿产资源开发有利于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相比非工矿郊区农户,工矿郊区农户不仅非农收入增长更快,而且农业收入增长也更快。矿产资源开发对周边村庄农户增收的溢出效应存在两个显著作用机制：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为周边村庄农户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促进非农收入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形成产业集聚,由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有利于农业资本深化,促进农业收入增长。     

中国城市化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收入效应与示范效应:2000年～2009年

笔者运用2000年～ 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与农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分解,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效应及示范效应进行衡量.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确实对农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提升效应更明显;城市化对农村消费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收入渠道起作用;城市化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主要通过非刚性消费品拉动农村消费增长.最后,笔者从实证结果出发,提出促进农村平均消费水平上升的城市化渠道的深层次含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健康的收入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

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对提高个人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CFPS的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健康的收入回报在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上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水平越低,健康资本的收入回报越高,这一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进一步地,城乡之间健康的收入效应也存在差异,在各个收入分布位置,农村的健康收入回报都高于城市。基于此发现,结合当前医疗卫生服务情况,本文提出了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医疗服务保障的建议,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配置和改善收入分配。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农户调查

本文以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农户实地调查为依据,运用政策与工程评估中的"倍差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但其影响作用不太显著,对农户人均农业纯收入和人均种植业纯收入的作用也很小.要想持续发挥该项制度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必须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走现代农业、效益农业的发展道路.     

价格波动下中国马铃薯主产区产业扶贫效果评价

基于2001—2015年马铃薯全国数据和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和主产区13省份马铃薯价格波动的农户生产福利效应、消费福利效应和总福利效应,以此评价马铃薯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得到的主要结论有:①主产区各省份农户总福利变化结果与其生产福利变化结果相近,马铃薯生产价格变化引起农户生产福利的增加明显大于马铃薯销售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消费福利的减小。②主产区各省份农户总福利变动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由农户生产福利的影响因素所决定。马铃薯生产价格是影响农户生产福利的主因素,当马铃薯产业扶持政策引起生产价格提高时,农户总福利将大幅增加,减贫效应显著。③随着马铃薯需求量的逐渐增加,销售价格波动对农户总福利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大,加之近年来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的比例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过提高生产价格来增加农户总福利的潜力逐渐减小,因此获得的减贫效应也将逐渐降低。     

生态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精准扶贫效应研究

通过对云南省4个试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周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其中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农户更加依赖生态旅游的发展,高收入农户对生态旅游发展没有依赖,生态旅游发展的精准扶贫效应非常显著。     

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与结构优化——基于浙江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成本激励效应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浙江省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的结构调整会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当前浙江省工业部门收入分配重点应在于增加福利和教育支出。本文结论暗示,我国新阶段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做到有所侧重,在保证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同时,实现成本结构的优化,实现劳动者收入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达到劳动者和企业双赢。     

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教育支出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户主和社区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每提高1%,家庭教育支出大约提高0.307%.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社区居住的群分效应以及同社区居民面临相同的教育宏观政策等可能性之后,该结论依然非常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农村样本中,中高收入家庭间以及中低收入家庭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家庭的教育支出对同社区家庭平均教育支出更为敏感,这说明家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是邻里效应在农村样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而在城市样本中,追求社会地位动机以及同社区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趋同都不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文章为理解近几年来中国居民家庭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的收入效应——以秸秆禁烧为例

本文采用CFPS的5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秸秆禁烧对人均家庭收入无影响，但是改变了收入结构。一方面，农户耕种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人均农业纯收入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农户积极调整土地资源，土地出租概率显著上升，带来人均土地出租收入的显著增加。此外，在非农产业有前期基础的地方，除了人均土地出租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亦显著增加，对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对冲作用。本文还从减少相关生产、转变经营模式和进行绿色转型三个方面，对比农户和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不同方式，指出农户更倾向于向外部找突破，通过调整土地和劳动力资本配置来增加非农收入。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

该文分别从试点县和农户两个层面来分析新农保的减贫效应。通过构建倍差法计量模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43个县域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由于新农保的覆盖面还不大,其对广西整体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根据对湖北省团风县、宜都市和仙桃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减贫效应。但由于农村老年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偏低,其减贫效应还十分有限;对整个农户而言,新农保的减贫效应不明显。     

农村公共产品成本分担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可以用来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吗?通过构建简要两期生产模型,揭示农村公共产品不同成本分担模式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机理,并采用陕西5个县20个村400户农户调研数据验证了公共产品提供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仅有通过对农村居民征收收入税的方式来提供消费性公共产品,才会缩小收入差距；通过政府拨款方式或通过农户一事一议集资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都会拉大收入差距；而通过合作社集资方式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最终影响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增收效应分析——基于内生转换模型的实证检验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决策是一个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自选择过程,因此,在估测抵押贷款产生的收入效应时,必须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农地产权抵押贷款典型试点区宁夏平罗县农户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消除自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考察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非农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促进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持续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政策建议,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进一步推广落实,更好地激发农村地区开展农地抵押贷款的积极性,有效发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增收作用,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