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机电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与地区2010—2018年机电产品贸易数据,使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的动态变化,并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强度日益增加,且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周边邻国高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市场需求、外贸开放度、政府规模、地缘优势等因素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强度。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11—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的茶叶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法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并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茶叶出口贸易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贸易量持续增长,总体上网络呈现强聚集性;在茶叶出口整体网络中中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对“一带一路”茶叶贸易参与国间的贸易联系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在网络中拥有较大影响力,其贸易对象地理分布具有多元化特征;进口国人口总量、中国茶叶产量、空间邻近关系、文化差异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应进一步提高茶叶整体质量,打造国际茶叶品牌,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市场,促进茶企与跨境电商平台相融合,增强海外市场对中国茶叶的认知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采用我国国内出口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衡量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出口的实际收益,对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二十六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向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创新指数与我国出口实际收益呈反向关系。基于此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应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高端商品的需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贸易便利化是WTO与APEC等国际组织倡导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2011—2019年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建立引力拓展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不同贸易便利化水平一级指标促进作用不同,其中,海关环境促进作用最大,依次是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及基础设施,规制环境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贸易潜力测算得出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     

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基于新冠疫情背景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2018-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贸易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以及“边缘-核心地位”。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在变化中有集中和突出的趋势,贸易网络参与度上升;中国在“一带一路”各产业贸易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但具有行业异质性;中国处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且该贸易网络的“顶部集中效应”显著。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保持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合作;优化本国产业结构。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省普洱茶出口竞争力提升策略

普洱茶是云南颇具特色的茶叶品种,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对推动云南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云南普洱茶产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人口44亿,是全世界至关重要的茶叶消费区。而且,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茶叶出口的第一大国,可见其在茶叶贸易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通过分析云南省普洱茶出口情况、普洱茶出口制约因素,并就“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如何提升云南普洱茶出口竞争力提出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9年国别数据构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包容性发展水平,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效应。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机制发挥作用。(2)“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一路”国家,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不具有明显的分化效应。(3)拓展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债务增长水平,“债务陷阱论”缺乏实证基础。本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江西出口贸易发展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景德镇陶瓷出口为例

“一带一路”是一个加强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沿线各国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的项目。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据海关统计的2016年江西外贸进出口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全省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2643.9亿元,同比增长0.6%。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曾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的畅销市场。本文以景德镇陶瓷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分析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深入研究景德镇陶瓷产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就江西的出口贸易提出新的见解。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证据

本文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视角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且一系列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陆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沿线远邻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且对制度完善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在产品类别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推动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渠道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出口种类(广度边际)和平均出口额(深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沿线我国钢铁出口的困局与破解之道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实现资源和市场需求优势的有效结合,推动沿线国家经济水平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我国钢铁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需求的耦合性较高,钢铁贸易基础厚实,发展战略高度协同,而且我国多样化钢铁产品结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的多元化需求。但是,我国钢铁贸易行业存在着同质化竞争激烈、国际贸易环境不佳、贸易结构调整压力大和产业集中度较低等问题,给钢铁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良好机遇,必须要以国家政策为支持形成区域级钢铁贸易合作机制、制定分类贸易策略和国际贸易风险应对机制改变进出口贸易策略。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一带一路”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实证研究

文章立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生产贸易状况为着眼点,利用FAO、UN Comtrade数据库的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利用相关面板数据分析2000—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茶叶贸易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茶叶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茶叶产量、中国与贸易国的距离、贸易国人口、汇率是影响茶叶出口贸易的显著因素。"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可以加快与各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茶叶贸易发展。     

英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这无疑会对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探索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新贸易数据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通用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引入改良的经济学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英语的合理运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提高英语的运用能力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ICT产品出口效率及潜力的动态演进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8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测度中国ICT产品出口效率，并采用Markov链方法揭示中国ICT产品出口潜力的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整体估计显示，双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贸易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ICT产品出口效率，国际旅游支出（占总进口的比重）阻碍了ICT产品出口效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品细分类别估计显示，中国ICT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略微差异；（2）中国ICT产品整体出口效率不高但稳步提升，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对高收入国家的ICT产品出口效率均值始终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的ICT产品出口效率，且两类经济体间的效率差距不断缩小；从细分类别看，通信设备出口效率最高，电子元件出口效率最低；（3）现阶段中国ICT产品出口潜力表现为再造型、开拓型和巨大型，存在长期增长空间且不易发生状态转移。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2008-2013年的贸易数据,在测算58个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可知,经济带沿线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市场开放程度、是否同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CAREC)成员等是影响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从设施到规则共建数字贸易共同体

数字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开拓与发展,近年来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热潮的带动下呈现扩张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数字贸易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贸易迎来全新机遇。由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不完善,数字贸易差异化显著以及数字本土化和外部国家的限制,使得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我国应以“数字丝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的合作,同时加强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跨越数字鸿沟,打造“数字丝路”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