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

数字经济增长及其治理已经演化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在重塑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数字资源禀赋差异、国家间数字战略竞争、发达经济体对数字规则的实质垄断等,给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已是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治理领域缺少制度性话语权,被排除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规则制定体系之外。未来,中国在坚持以WTO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还可以"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援助体系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抓手,凝聚沿线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大合力,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     

全球数字治理视域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探究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兴业态,成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并带动了数字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当前,处于数字全球产业链不同地位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数字贸易诉求,构建融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并且包容性更强的多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要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积极寻找各国贸易利益融合点,提高规则包容性和议题多元性,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减小数字鸿沟,不断向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迈进。     

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贸易模式和治理结构,数字贸易规则也成为大国规则竞争的重要焦点。目前在WTO多边框架下,尚未形成代表更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是我国具有相对优势且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领域,这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供了较大空间,是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着力点。     

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建议

在重塑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过程中,我国表现得积极、厚道,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显得言行不一。我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但在对外介绍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时,应多强调我国面临的困难,少提及至少不夸大成绩;应承担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并对一些误导性言论或新的保护主义理论保持高度警惕。     

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及其全球治理

数字经济自出现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制和征税原则以及数据滥用、数字鸿沟加剧、不公平竞争等一系列治理问题,函待形成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制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基本框架,应遵循有利于数字技术和相关技术创新、有利于数字共享和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全球危机、有利于消除数字滥用和侵权、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等准则。要建立多边协商机制,尤其要发挥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可以为建设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积极参与数字税领域的规则制定

近年来,为应对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治理挑战,多国采取设立新税种、调整企业所得税制等方式,其中以征收数字服务税为代表。OECD则在积极协调各国,共同应对经济数字化下的税收治理挑战。“十四五”时期,建议密切跟踪国际数字税的发展动向,积极参与G20/OECD“双支柱”方案制定。     

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目标和政策

<正>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全球经济治理。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加速,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体系建构和领导权力分配已经开始,中国需要在应对西方诉求的同时,明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并积极采取行动,为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积蓄力量。一、西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希望中国担任的角色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西方仍然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中国已经位     

基于RTA研究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特点与中国方略

数字贸易在全球发展如火如荼,其合规问题凸显。剖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过程,对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1—2020年各国向WTO通报且含数字贸易条款的有效RTA为主要研究内容,厘清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脉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愈发密切,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但也存在规则主导权过度集中等不足。中国应借鉴美新欧成功经验,输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补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夯实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补齐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短板,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思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凸显,通过完善全球框架下的自我治理,调整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经营管理,参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规则治理以及承担全球发展的责任管理,积极融入到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中国作为全球跨国公司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依托其庞大的市场空间、战略资源优势以及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积极的引资政策红利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在新发展阶段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稳定广阔的投资空间。跨国公司应积极发挥链接新格局的节点优势、创新驱动的研发优势、利益集团的政治优势以及全球资源配置优势,在中国市场寻求发展的最优路径。     

数字经济对全球贸易治理的挑战及制度回应

数字经济的产生对全球贸易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货物与服务贸易混同的贸易属性以及在线交易形式使其在纳入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部门时存在特殊困难。既有的多边贸易协定亦欠缺对数字贸易壁垒和数据风险进行有效规制的规定。这促使数字贸易大国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中,针对数字贸易的数字特征做出了若干制度回应:在既有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分类框架下,针对数字内容构建可兼容其货物和服务贸易属性的数字产品开放规则;应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流通壁垒制定数据流通限制的一般禁止以及禁止计算设施本地化和源代码强制披露的条款;并就数字贸易对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权和安宁权的损害,授予政府管控数据风险的政策空间。     

参与规则制定，让“中国声音”有底气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额节节攀升的数字令人振奋,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却没有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入世10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内涵、特征与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中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了新的路径、模式和机遇。与《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数字贸易模版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章节相比,DEPA更具开放和包容性。着眼于国际最新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国有必要以申请加入DEPA为契机,在妥善处理数字主权、国家安全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关系的同时,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源代码和算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计算设施和金融服务设施的位置、公开政府数据、数字服务税、知识产权与数字资产保护、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新议题、新条款和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技术领域的规则适应问题作出通盘考虑、整体设计,为后续中国参与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和全球数字治理创造有利条件。     

政府监管参与会计规则制定的历史演变

本文以美国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在数次重大危机过程中的演变为例,考察会计规则制定权由自由放任转向严格监管的历史轨迹,进而讨论在监管权力下提倡超然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不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监管权力覆盖会计规则制定是当代会计发展路径的必然结果,为此应当积极吸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努力形成令公众"满意"的会计准则.     

数字贸易全球治理的困境、走势和中国对策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使得传统贸易要素、贸易方式、贸易规则发生了变化。在数字贸易治理下,基于数字贸易主权归属、数字贸易安全问题、数字贸易发展规划成为了各国谈判的焦点,主要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流动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限制流动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数据本地化模式。因此,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健全监管治理体系,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载体,灵活应对变局与挑战。     

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

中国已经较深程度地融入了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并且正在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修订者和创设者,正由国际规则中相关优惠规定的受益者,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为了更好地应对参与国际规则过程中的挑战,利用国际规则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有必要根据动态性、对称性和综合性三项标准来权衡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利弊。同时,对外应针对现行的、改革中的及未来创建的国际规则,分别坚持"权责相适应"、"包容利益"及"差别化的共同责任"等三大原则。     

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对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标准的制定应是包括政府部门、专家、社会组织、公民、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协商的过程。我国目前标准的制定还局限于专家、有关机构等参与。本文借鉴国际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案例,从中归纳出其具有可行性和可比性的做法,并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提出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若干对策建议,及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