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广州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水平在国内处于前列,但不同收入水平与不同区域的农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很大。财产规模、交易市场状况是影响差异的主要因素,不同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建议政府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渠道——来自重庆綦江的报告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綦江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但绝对量少、比例小,来源也比较单一。＂十二五＂伊始,綦江县委、县政府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渠道,出现了总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快速扩张的可喜局面。今后,还需通过创业兴财、融通生财、流转变财、大胆理财等形式,切实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财产权制度、资源禀赋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基于江苏省1744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构建财产权制度、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理论框架,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数据,定量揭示其影响关系.结果显示:财产权制度的保证和稳定会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水平,承包地确权的政策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宅基地确权;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户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等其他因素,正向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可能.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收,需从财产权制度层面强化赋权,提高农户土地产权可预期性,从资源禀赋层面加强对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提供非农就业渠道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积极构建土地市场化平台.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提高河南农村居民财产(不动产)性收入的对策研究

不动产收入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居民在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不动产)收入的对策建议。     

较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研究

我国政策一直关注农民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而在刚刚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更是强调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宅基地制度下,农民只拥有宅基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一方面把一部分农民捆绑在宅基地上,而更为重要的是,限制了农民收益的增加。文章从收益权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我国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宅基地制度,认为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具备了进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条件,因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使农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     

试析“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意义及途径

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与此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着重大的突破,同时也是扩大中产者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经济内需、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论文将从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及内涵着手,进一步分析和阐述"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现实意义,并针对当前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及影响群众财产性收入偏低的原因进行重点分析。     

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提高农民的工资收入,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归因及对策研究

财产性收入作为财产的衍生物,具有"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如不加以调控势必会加剧城乡差距,这与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不符的。因此必须正视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造成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并探讨其解决路径。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农民财产权收入的土地财产权结构新探——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

财产权制度通过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调整农村土地市场交易行为而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制度.反观现实中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制约,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受到限制,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取得程序、方式以及效力方面的困境.反思大陆法系传统财产权理论,从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出发找寻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基点,以定限物权为核心设...     

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的转变,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将租金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降低;通过对财产性收入中各分项收入的分解测算发现,租金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计征个税后,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负债、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风险偏好是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变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需要培养投资理财意识,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低”现象的税收调控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但是,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我国隐性经济规模较大,而隐性经济又大部分以财产形式存在,并将衍生出新的隐性财产性收入。据此,应理性看待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象。文章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解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税收调控居民财产性收入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基于税收调控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政投入转化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效果分析——基于成都市18个试点项目调研北大核心

运用财政手段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本文通过对成都市18个财政投入形成资产转化为农民财产性收入试点项目的深入调研,总结财政投入形成资产转化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并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合理建议,以期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指向明确的高效财政支持。     

铜川市农民收入路径分析与金融支持建议

随着经济发展及国家多项惠农政策的实施,铜川市农民收入呈结构性变化,传统的粮食生产收入所占份额明显下降,特色农业收入和非农性经济收入占比逐年增加,政策性补贴和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农民增收势头良好。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殊性,非农收入成为今后农民增收的着力点。加大金融要素投入,稳定农业经营,拓宽农民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核心工作。     

数字技能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

提升数字技能是拓展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可靠路径,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可以显著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来促进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要稳步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网络拓展效应及资产优化配置效应,促进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河南省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自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财产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然而近年来河南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增加河南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后危机时对扩大内需、实现中原崛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收入构成角度的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路径研究

收入问题,是农民过上小康生活的首要问题,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尤为重要。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农民收入各种来源的影响作用作了详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对策建议: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缩小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突破口,要充分发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要发挥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稳定家庭经营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增加中央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补贴,提高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均衡农民收入分配。要引导财产性收入的发展,确保财产性收入不显著拉大经济发达地区与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