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企业的核心治理结构安排,对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社会信任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负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正向影响,说明内群体社会信任程度高和外群体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信任格局是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重要成因;(2)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与外群体社会信任可以相互替代: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好,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越弱;(3)企业业绩越好,地区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越弱.     

迁移与信任——来自CLDS2016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迁移时代,个体迁移行为如何影响迁移者自身的社会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而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还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实证发现,迁移行为降低了迁移者的社会信任。对机制的分析发现,迁移增强了迁移者的风险感知以及迁移破坏了迁移者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迁移对信任的负面作用随着迁移者在迁入地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低技能迁移者和乡、城迁移者的信任在迁移中受到的损害更大,而迁入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削弱这一消极影响。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1990-2008年间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银行关系和政治联系是否影响银行贷款。研究结果发现,那些聘请了现在或曾经在银行工作的人士担任总经理或董事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在没有银行关系的民营企业中,政治联系并不能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同时建立政治联系和银行关系的企业也没有能够比只建立其中一种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些结论表明,在中国基于非正式的关系确实可以给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带来银行贷款方面的融资便利。其中,银行关系相对于政治联系是一种更为普遍和有效的非正式关系。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社会信任、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作为正式制度的营商环境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有待进一步讨论。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探讨社会信任与营商环境相互作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关系;营商环境对二者之间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当社会信任度不足时,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弥补社会信任的缺失,促进企业创新;但当社会达到高度信任状态时,优化营商环境对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将减弱。研究结论对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培育社会信任,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推动建立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政治关系、信任担保与独立审计需求——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信任关系构建为出发点,阐述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外部独立审计的替代效应,然后给出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2003—2008年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审计质量更低;作为审计风险的应对,审计师则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企业收取了风险溢价。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系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的一种替代机制,外部独立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于法律法规等市场配套措施的建设及其完善。     

社会信任环境与企业创新能力 关系研究述评

创新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工作思路中多次提到了创新,同时提出要加强企业的 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提升企业创新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 正式制度,能够对企业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梳理,进一步从融资约束、信息披 露、知识共享、人才聚集四个视角论述社会信任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就提升社会信任、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方面提出了展望。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商业信用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投资的角度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短期商业信用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并基于2007年~2012年的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投资支出。     

民营企业、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民营企业对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会影响企业寻求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倾向性。文章采用2008-2012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家族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社会资本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异质性社会资本对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在制度环境较差时,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较强,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其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逐渐减弱;(2)在制度环境较差时企业会更多地利用权力性社会资本,而在制度环境较好时则更多地利用市场性社会资本;(3)在制度环境较差时,权力性社会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大于市场性社会资本,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市场性社会资本的影响逐渐增强。文章的发现为民营企业在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转变发展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信息经济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法律环境在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与企业价值间的调节机制。以2012—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弱法律环境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强法律环境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企业异质性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透明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金融漏损——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数据,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比私有产权企业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企业为缓解融资窘境选择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替代融资,这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金融漏损的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收票据,而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付票据,这一方面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金融漏损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趋紧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企业间采用了交易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信贷配给的存在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以及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私有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所有权性质与商业信用融资探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征据

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国内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获取和提供商业信用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商业信用使用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验证了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歧视”现象.此外从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角度来看,非国有企业也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影响了民营企业负债融资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企业负债融资。实证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之后,与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低企业的流动性负债和总负债都增长得更快。进一步研究发现:(1)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流动性负债的提升效应主要由商业信用增加驱动,企业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变化;(2)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长期负债产生了显著的滞后增长效应,其作用机理在于,法律改革通过推动商业信用这一非正规金融工具快速发展来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的长期放贷。本文基于中国新兴转轨经济实践的经验研究,识别出法律影响金融的因果关系,并厘清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产生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为法与金融领域提供了新证据,对进一步完善法律以有效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家庭金融参与中的信任重建——来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信任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及其重建机制。实证发现,由于老农保未能兑现承诺的储蓄回报和养老金待遇,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老农保参加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加概率降低10.5个百分点;老农保缴费越多,领取越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逐渐得到重建: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2.94个百分点。地区法治水平、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信任方面的负面影响。本文对于理解信任重建和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影响已被广泛认知,但鲜有研究从地区革命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各地级市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数据对革命历史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革命记忆越深刻,其社会责任履行越好;革命历史的作用与正式制度存在替代关系,并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推动作用;革命历史与高管受教育水平、海外背景和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动机的寻租行为.上述结论在进行关键指标替换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本文揭示了中国情境下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并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可能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货币政策、地区差异与信贷融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4—200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影响力等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获得的信贷融资额越少。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所属地区经济越发达或政治地位越高,企业获得信贷融资额也越多;相反,货币政策紧缩时,经济发达地区或政治地位高的地区的企业信贷融资额减少更多。     

信任与社会偏好的神经经济学基础——初步证据

本文讨论了近来与他涉行为(other-regarding behaviors)以及对别人他涉行为做出信任决策相关的神经经济学证据。证据显示:人们可以从(1)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以下简称SD)博弈的相互合作行为,与(2)惩罚不公平行为中,获得非金钱利益的效用。这样,SD博弈中的相互合作与惩罚搭便车者的行为不是非理性的,把它们看作具有相应社会偏好的人们的理性行为则可以获得更好的理解。我们也报告了一些新近的检验神经肽催产素((neuropeptide Oxytocin)对序贯SD博弈中信任行为和可信任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有关动物的研究已经证明:催产素是引致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激素,这暗示着它也可以引起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实际上,研究显示:注入催产素的个体展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这意味着催产素对个体社会偏好的某些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催产素影响到信任行为,但它对个体的可信赖性却没有任何影响。     

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来自信用担保网络与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融资观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视角,以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上市公司信用担保网络,进而检验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能够获取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这一结论在PSM、DID、替代变量等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测试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通过区分产权异质性和地区金融深化水平的机制分析发现,信用担保网络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在民营企业、低金融深化水平地区样本中更加明显。以上结论表明,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的内在逻辑在于,企业间关系的社会资本租借效应能够缓解自身融资约束。本文以大样本数据为企业嵌入信用担保网络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性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