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问题突出引起广泛关注。农民土地使用权受限、收益权受损和处分权受控,原因是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经营权定限和流转制度残缺等制度缺陷。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构建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确权扩能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排除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权力、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和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必将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财产权:自然权利中的核心因素——对洛克的财产权思想的探析与评价

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思想家极力宣扬本阶级的财产观,试图建立本阶级的财产理论。这一理论建树工作最终是由洛克完成的。财产观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洛克的财产观,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公民财产权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确引导好私有财产权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权威创造权力:一个理论拓展——以苏南H村土地流转为例

现阶段苏南乡村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由其地权转移引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印证了强力创造产权这一理论,据此本文提出"权威创造权力"这一理论拓展。这种由权威创造的权力使苏南乡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规范的土地制度形式——权威地权,尤其是在H村,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权威地权不仅改变了地权的平均状态,而且几乎主宰了苏南乡村土地流转后的利益流向,其制度绩效有待进一步考察。     

苏南乡村土地流转的地权效率分析——以H村为例

苏南乡村经济发展带动了土地流转的空前加速,沉寂了50年之久的苏南乡绅、族绅等经济、权威能人正渗透到国家正式土地制度领域,改变着乡村土地地权、利用及收益分配,使苏南乡村土地流转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由地方政府推动和乡村权威精英控制,流转主要发生在村集体和乡村经济能人、权威精英经营的企业之间,地权也由平均的状态变为一种权威地权。这种权威地权效率如何,是研究的目的所在。     

对财产权外部性问题的反思——基于私法制度的视角

自然法的财产权概念从未作为任何法律体系中“行动中的法律”而存在,但其影响之大却不容忽视。受其影响的财产权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遭到法律学界的质疑,也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坚守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可能会对其他人强加成本,自19世纪以来,人们便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同时也加速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论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关系定位的基本原则——以公私法二元观为视角

私法与公法的二元划分，其最基本的价值论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二者之间的法治状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进路，为公法和私法的界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现代法治理念之下，私法自由和国家强制的划定，都需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人们的自由领域应当获得优先确认，若要对该领域施加强制，则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正当化论证之后才能确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理性反思:制度缺陷及矫正

目前全国各地进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探索,在促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制度安排缺乏对政府的制衡,农民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土地流转后的配套制度欠缺,以及土地使用、保护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涉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极为复杂。由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制度缺陷引发的多种风险不容忽视,需要从根本上改进现行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农村山区土地制度改革低成本困境张力反思——以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为例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本低效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在效率配置、效益经营、耕作方式上对农民收入增长束缚的现状缺陷。而农地产权界定模糊、农地流转效益缺失、土地养老负担沉重、可耕土地空间布局差等资源禀赋因素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承包农户的物权确认、农地流转多重增益权、弱化农地养老保障功能、增加多元农业资本收益等制度措施是改善农村山区低成本效益的路径抉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土地制度简析——以红军公田制度为视角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制度几经演变。而红军公田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演变的过程。同时,作为土地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壮大了革命力量,提高了红军战士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达到了土地革命的预期目的。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土地二元制度障碍与突破——以成都试验区为例

现行的城乡土地二元制度是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障碍。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重点是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市场化、资本化和财产化问题,突破点是实现农户宅基地的财产权流转,从而使农民获得应有的公民权利和平等的市场交易地位。本文以成都试验区实施＂三个集中＂为切入点,对其中涉及的土地制度问题进行若干理论及政策探讨,提出了若干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     

西部边远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研究——从"沉睡的资本"到"苏醒的财产"

唤醒"沉睡的资本"是西部边远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而只有推进该地区农民财产权的实现,才能让"沉睡的资本"走向"苏醒的财产",塑造"更富裕的生活".在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进程中,西部边远地区面临多维难题,如地形地貌难题、财力匮乏难题、机制孱弱难题等.这需要以方法论创新推动这些难题的解决,如注重协同性与关联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相结合等.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西部边远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机制,亦即构建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提升边远土地价值;完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充实土地流转财力;建设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信息平台,健全土地经营机制.     

论财产权的平等保护——以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为视角

物权法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体现为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原则,即物权法通过所提供的一系列平等适用的规则,保障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成员能通过物权法获得法律上明确的预期,并由此调整和规划市场行为。"形式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下法律对平等最佳的保护方式,我国二十多年民事立法工作的发展轨道也印证了向"形式平等"回归的立法趋势。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保护和实现土地财产权的制度需求

1.稳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根本解决土地产权不明晰和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其土地财产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首先,必须重新界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必须     

工业化、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以巴西为例

文章在简要回顾巴西土地制度及城市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巴西如何处理土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研究发现,巴西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长期采取扶工抑农政策,结果造成工农发展失衡,城市化畸形发展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巴西的经验教训,对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如何正确处理土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实行土地储备制度

本文通过阐述实行土地储备制度对该县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及作用做了具体分析和探讨,从而论证实行土地储备制度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正确选择.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思考——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离形成了土地二元结构。受城乡土地管理二元体制的约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受到极大限制。造成城市与农村同类用途的土地不能实现"同地、同权",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收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了统筹城乡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合理、有偿流转,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文章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就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思考。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途径:基于土地征用制度的思考——以湖北省为例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与城市占地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城郊大量的失地农民,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通过对有关第一手实证研究资料的综述表明征地这部分群体造成了不少经济与社会困难,对此研究人员也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文章在对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解决思路和土地征用制度变革的理论构想,这将有助于改善失地农民的弱势地位,并避免政府无谓的征地与寻租行为,进而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实现政府与农民的双赢。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征用制度的比较

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带来了地方政府乱征滥用土地、农民利益受损等严重问题,因而亟需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土地制度以及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讨论并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土地征用制度,对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系统性改革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途径进行初步的探讨.     

对我国土地非农化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地方政府博弈的角度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对土地快速增长的需求和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土地利用过程中面临的两难选择.我国当前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较多问题,使得地方政府对土地过度非农化,导致土地资源在农用和非农用之间的扭曲配置,这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容易导致社会不公和矛盾激化.笔者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制改革中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诉讼的自由选择为中心

随着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纳税人权利保护及其救济途径备受关注。然而无救济即无权利,基于税务纠纷案件频发的现实,应突破当前纳税争议解决困境,减少税务争讼诉累,重铸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值此《税收征管法》修法之际,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纳税人保护理念,擎征纳双方利益平衡之原则,实现纳税人自由选择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诉讼,以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及救济保障水平,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