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投融资机制 促进农村污水治理

<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硬骨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加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短板已成为各地当前刻不容缓的紧要工作。农村污水治理由于规划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不少地方公共财政难以负担，尽管政府投入较多，但农民的认可度仍不理想。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引入江苏省环保集团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论村级负债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学界与政策部门往往从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差异，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本文以村级债务的区域差异为例，试图从农村社会内部的差异：其中之一即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本文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借公开发表的关于全国及地区村级债务报告的数据，检验了从农民行动单位视角解释村级债务区域差异的有效性。     

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意愿和需求--对浙江省164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已开始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措施。但不少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上面热、下面冷”的局面，即政府有很大热情，而农民反应平淡。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政     

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新时代的今天,"乡村政治"模式的效应在逐渐衰退,为了能够更好的建设新农村,乡村治理模式必须要进行完善,依靠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主体推行的多中心治理乡村模式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首选。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反思和重构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必要性,希望能够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乡村振兴背景下电商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电商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电商发展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并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商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电商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表明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应”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作为门槛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表明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效果。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电商平台信息化服务体系,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加强电商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等角度提出促使农民增收的建议对策。     

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本文刻画了乡村产业振兴作用下劳动力与资本的运行规律,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框架,利用200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乡村产业振兴的农民共同富裕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持续的农民共同富裕效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揭示,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城乡融合效应、空间匹配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同时基于地理距离演变规律分析显示,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局域性。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农民共同富裕效应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结论提示,要持续推进乡村的转型发展与产业振兴,改善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外溢条件,从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农牧民负担种种表现

农牧民负担种种表现温耀华关于农牧民负担问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农民的人均合理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但从几次农牧民负担执法检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又新出花样...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政府主导乡村旅游开发进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研究——以云南KY小镇为例

促进农民福利改善和共同富裕是政府主导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目的,而收入的持续增加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农民核心利益。从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出发,以云南KY小镇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实践为例对其收入效应和利益保护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乡村旅游开发短期内可以增加平均意义上的农民收入,但却难以持续,而社区赋权、个体赋能和治理结构优化是农民利益保护的关键举措。     

青冈县农民负担问题调研分析

本文通过笔者对青冈县民政乡文治村具有代表性的农民的收入状况的深入 调查和分析，并结合附近乡村的具体情况，把农民负担大体上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两大部分，针对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的具体现状及问题，笔者把形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五点，并且就其原因提出了七点治理对策，希望对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的治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小岗经验”

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如果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滥办酒席、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靠要"、懒汉行为等乡村问题就得不到有效遏制,"干部在干,群众在看,还经常抱怨,偶尔还会捣乱"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通过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并落地实施,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减轻乡村干部负担,是当前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警惕将农民负担问题狭窄化

农民负担问题是否就等同于税费负担呢?据我们调查，当前农民要承担着这样三类负担：一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税费负担，即政策意义上的负担。事实上，其他方面的负担还是相当严重的，那就是政府作为的负担和生活成本负担。所谓政府作为的负担，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从事所谓的开发、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证据

自2015年“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大幅上升，极大改变了农民行为方式和乡村治理格局。文章基于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使用扩展Probit回归、KHB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考察了互联网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别化效应。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促进农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且该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互联网通过认知引导和社会资本提升来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对于其他中介变量，环境认知和社会规范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互联网对于普通农户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比干部户更强，对二兼农户的作用比一兼农户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的宣传和影响，引导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实践。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研究

我国的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我国的乡村建设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转变。其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乡村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构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有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作为保证。因此,从地方政府行为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入手,探讨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就此提出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路径。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必要拓展社会效应研究。本文运用社会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以鲁西南蔡庄村为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效应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面对行政动员强激励和项目资源零输入，农村基层组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第一，在产业规划阶段，农村基层组织自主选择适宜村庄自身条件的产业类型，通过开会议事与社会动员机制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并对接外部生产要素，实现对党员和群众的再组织化。第二，在产业运行阶段，加工厂生产管理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并与农民家庭生计生活模式相适配，进而形塑村庄社会结构和巩固农民家庭结构。第三，在产业收益分配阶段，集体收益用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以行政村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个案村庄以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项目资源匮乏型村庄实现产业振兴提供了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20年我国1 584个县域样本的横截面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治理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来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即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增收效用越大;数字乡村建设对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大。据此,应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平衡性等,以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宣传提纲

十六、如何加强“难点村”治理工作的社会参与 一是要坚持群众路线，动员群众参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困难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让农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难点村”治理工作。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彰显出技术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融合效应,折射出国家政权深度介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导向以及善治转向。在国家政策关照下,智慧农业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技术保障;数字乡村工程为城乡共同富裕奠定技术基础;职业农民培育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技术主体。然而,在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延展出基层数字治理体系构建的各种问题场域,要求以系统思维、科学思维和法治思维为指导,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规则治理、政府助推下的合作治理、安全保障下的技术治理以及村社主导下的文化治理,保障农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进而增进农民权能,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PPP模式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化解这一“灰犀牛”风险对于经济系统稳定向好发展有着重要意义。PPP项目模式初衷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但实际运营过程中却成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满足融资需求的工具。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性GMM模型,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与PPP项目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建立完善的政企合作与法律保障机制,以充分发挥PPP模式在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