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化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和冲击性影响已经变为现实问题。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升级,很有可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重要的冲击性影响,迫使地区性生产贸易网络体系发生被动式调整。全球新冠疫情在短期内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从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取决于双方战略竞争格局和博弈结果。当前中国新冠疫情已经到了基本可控的阶段,进入刺激国内需求全面恢复的状态,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危机的这个先发优势,将之作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起的战略竞争和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深析“进口超出口”的战略意义

上个世纪末，在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中，中国凭借着资源及成本优势承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传统的制造业，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全球贸易大国。但是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纠结于复苏与平衡之间的全球经济，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全球的贸易模式也正慢慢发生变化。     

欧美“再工业化”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之劳动力生产成本的相对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对产品标准日趋严格的市场准入等国际国内形势，恶化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环境。文章通过对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的测度，分析再工业化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可能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积极参加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利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创新形成与制造业的融合，最终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格局的影响

当前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竞争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并赋予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以新的内涵。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传统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来国际产业结构深刻调整，推动国际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的重大变化，产业竞争更趋广泛性、分散性和个性化，知识性生产要素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规则：美国转向非传统经贸安排背景下的新动向

美国正在转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非传统经贸安排，其合作议题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松散、打压中国意图明确，是全球贸易格局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合作方式下，数字经济规则可能会以既有的美式模板为基础，吸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范式，进一步推动有关数字贸易壁垒、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规制与合作。面对美国持续升级被“规则化”的打压遏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相关国际谈判中积极为国内数据监管和数字贸易政策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切实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便利化。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克服大量重复计算问题,有效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真实面貌。文章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Novy(2013)的研究框架进行拓展,并使用2016版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结果显示,与传统贸易统计口径测度的贸易成本相比,增加值贸易统计口径测度的贸易成本有效揭示出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时在国别(地区)和部门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虽然全球价值链分工优势、经济因素和加入WTO对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均具有抑制作用,但是抑制程度会因制造业部门的技术高低而存在差异。为此,中国制造业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提升竞争优势和技术水平来削减贸易成本,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层次的攀升。     

中国：迎接进口贸易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跨境电商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跨境电商既是全球数字贸易时代加速到来的内在驱动，又是中国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还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文章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效应。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能促进本地跨境电商发展，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跨境电商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与信息集聚、贸易成本、市场开放和创新驱动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跨境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跨境电商发展显著提升了本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中国制造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上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背景下，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提供启示意义。     

中美经贸关系的困境与修复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症结在于美方提出的所谓“脱钩”问题，以及替代性的“去风险”主张。近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采取了一些实质性“脱钩”做法，对本已紧张的中美双边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等多维角度分析，中美经济彻底“脱钩”很不现实，以“去风险”替代“脱钩”的概念之变，事实上也说明“脱钩”政策难以推行。对于中国而言，要适当增强对外经贸政策的针对性和弹性，力促中美经贸关系的“止跌企稳”，并以积极的态度促进这种关系的修复与发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展正常经贸关系，不仅造福两国，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日本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

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对日本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日本企业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均遭受重创,以往建立的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被阻断,传统优势的匠人技术也面临很大风险。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必须加强企业灵活应对环境急剧变化的自我变革能力即动态能力,重建一个"高效+经济安全"的韧性供应链体系,而数字技术对增强企业动态能力具有突出的作用,为此,日本政府实施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针对现实困境,日本政府采取强化工程链的设计力、制造现场活用5G等通信技术和加强数字化人力资源保障三大策略,力图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工程链和供应链的无缝连接,搭建全新的生产模式,保持和提升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日本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从“微笑曲线”下的商品价值观看制造业的“脑体分离”

反对暴利是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但中国在传统产业如服装行业,出厂价几十元的内衣,加个品牌后,标价百元或数百元是不是暴利?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企业全球价值链重新分解和分工的今天,在“微笑曲线”的商品价值观下,制造业产生了“脑体分离”产业分工新规律。     

全球失衡：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基于历史的分析

本文从全球失衡的表现出发，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调整的历史角度分析全球失衡的原因，指出当前的这种失衡是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分工体系调整所造成的。正是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美国，不断向外转移制造业，才使其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而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又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和利用崛起国家的美元储备对这种贸易赤字进行融资，因此才导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越演越烈。这种失衡在美元本位制下是无法解决的。     

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与对策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动向,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呼声与日俱增,保持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可能对中长期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演变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探讨了新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的地位及未来发展方向与对策。文章认为,就目前的产业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主要处于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下游生产部分,只能算是"世界加工厂"。"世界工厂"仍然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世界代工厂"则是我国短期内合理的选择。欧美国家当前主张制造业回归,我们更应充分发挥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借鉴欧美发展制造业的历史经验,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新的发展。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美贸易利益再分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测算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但所获贸易利益极为有限,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向着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尽管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2014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出口对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带动作用不强。因此,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改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获利能力。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新贸易保护频繁针对中国的根源、影响及对策

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2008年初至2009年1月底,中国就遭遇来自以美、欧为主的22个国家和地区103起贸易救济调查,影响出口约65亿美元.新贸易保护频繁针对中国有多方面的原因,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要趋利避害,积极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     

分化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引擎、新风险、新常态——2016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

2015年世界经济深受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困扰,复苏脆弱,增长艰难。影响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与全球通缩预期加剧、TPP经贸新规则与世界投资贸易新转移、新兴经济体资产负债失衡与主权债务危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冲突与负面外溢效应、跨国公司诚信危机与微观治理机制缺陷、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互联网创新与网络安全的抑制作用、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经济增长新阴影。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24%,中国增速可能降至6.78%;复苏依旧难言乐观,分化加剧成为趋势。世界经济从再平衡走向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中美经济新常态决定世界经济新常态。在新常态下,重塑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新格局开始浮现,驱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动力加快孕育,促进世界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规则正在重构。     

人口结构转型能否重塑攀升价值链新动力?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进入关键转型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结构变化;二是质量结构调整。其中数量结构变化主要是指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弱化,这一变化无疑会导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致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但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丧失会产生"倒逼"效应,从而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而质量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质量结构的优化,这一变化无疑会创造新的推进动能。综合来看,当前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会形成推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两种动力源,即倒逼效应和新动能。与单纯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形成的"要素驱动"力不同,这种新的动力机制本质上属于"创新驱动",这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创造新的开放发展红利。基于1995～2011年WIOD与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所得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     

WTO框架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新发展与我国的策略选择

当前在贸易自由化的主流下,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贸易保护,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和“合理”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针对中国商品出口的限制和调查层出不穷。这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积极应对,以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     

山东制造业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升级探讨

山东制造业各行业在1997--2006年期间的进出口贸易及其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相关程度在逐渐提高,以资本自主积累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内生变化机制在山东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山东制造业应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注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主动加入跨国公司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在竞争中积累经验、资本和技术,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