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投资者信心与公司价值——来自湖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角度出发,结合认知心理学和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重点考察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及质量在资本市场中导致的市场反应和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比例较高,公司环境披露意识逐年增强;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总体上比较低,但有逐年提高的趋势;(2)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投资者信心微弱正相关;(3)投资者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和质量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差异,投资者在第四季度的市场反应明显强于前三个季度;(4)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与公司价值微弱正相关,即披露了环境信息的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市场价值.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9年到2004年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石化塑胶业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观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力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在2002年出现了转折,从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发展为具有价值相关性。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在我国是否有用”这一基本问题,并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者、使用者以及监管者提出了建议。     

山东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山东省上市公司2007～2009年年报进行分析,山东省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总体良好,但是披露方式单一,内容不全,并对此提出了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国沪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关联的基本理论模型,并推导了可检验的三个假说。通过选取2005～2009年之间的647家上市公司共3235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文章对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显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升企业价值,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自环境信息披露导致的预期现金流增加,其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效果不明显。我国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环境保护的效力方面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基本原因。     

江苏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在经济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环境的破坏却十分严重,重视环境保护在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对江苏省78家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和2001～2003年的年度报告进行详细的分析、比较,指出了江苏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特点与不足,构建了江苏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理想体系,同时也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提出了政策建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结果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研究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分析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经济发展中心和长三角经济带的核心,上市公司数量众多且管理理念较为先进。本文以135家上海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招股说明书和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但现阶段上海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仍比较低,最后基于此,作者提出完善上海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若干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企业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力对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拓展,从制度所有权优势视角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深度与规模的影响,并从资产所有权优势视角进一步剖析其影响路径。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87家OFDI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企业OFDI深度,促进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OFDI的直接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程度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声誉机制、融资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开展OFDI。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0—2012年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对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总体偏低,行业、地区差异显著;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U”型关系,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倒“U”型关系;政治关联会对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比于一般民营企业,高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更强（倒“U”型曲线更陡峭）、容忍度更弱（倒“U”型曲线更早出现拐点）。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流动性——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信患披露优秀的公司与信息披露糟糕的公司,信患披露的前后流动性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将不同信息披露质量公司之间的流动性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越充分,市场流动性越好,市场会通过流动性奖励的角度奖励信息披露好的公司.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初步研究

本文对国际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做了简要归纳。在此基础上,从环境信息披露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目前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企业都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他们主要都是通过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来了解一个企业的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应作出应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很多,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也是其中之一。其中,股权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监事会的监督职的发挥,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建设等公司治理的内容都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以上几个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中国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对环境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掀起了研究我国企业环境信患披露的浪潮，本文便是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现状的综述。通过对前人研究的阐述，可以让我们清楚了解到我国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现状，为以后的递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陕西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论述了陕西省2010及2011年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并以陕西省上市公司为例,对影响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程度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陕西省上市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但披露的方式和内容还不统一,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程度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发展越好的公司更愿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市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靠性和相关性的重视。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博弈模型

本文依据博弈论原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过程进行了博弈分析,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深入剖析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对上市公司来说,充分、及时、可靠的披露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对政府来说,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立法执法力度,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乃至于整个人类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及公众方面来说,环境信息披露充分则社会成本就会降低,社会价值提高,公众的利益就更易得到维护,从而提高社会对公司的评价和公众对公司的信心,进而使公司出现正的环境商誉。     

我国林业上市公司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研究

在十七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新形势下,林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得到空前的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也日益体现。文章以林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林业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对策。     

企业层次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的构建

我国企业层次环境信息披露处于较低水平,制度设计不完善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根据我国企业层次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现状,分析目前相关制度存在的缺失领域,提出应当构建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系统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并以环境信息的第三方鉴证作为提升其可靠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