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式领导、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家长式领导、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进而以珠三角大中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或经理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行为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和企业绩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仁慈领导大于德行领导的影响;而威权领导行为不利于高绩效工作系统和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家长式领导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结果控制、心理契约兑现与销售合作行为——基于中国人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对销售人员的有效管理控制一直是营销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领导的路径—目标理论,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探讨结果控制对销售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中国人的传统性对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结果控制与销售合作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心理契约兑现在结果控制与销售合作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国的人传统性调节了结果控制与心理契约兑现的关系,也调节了心理契约兑现在结果控制与销售合作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为促进销售人员更多地与其他同事合作以提升绩效,销售管理人员应为下属设置清晰且可量化的绩效目标,并按绩效标准给予奖赏;应识别员工的传统价值观,对低传统性的员工要给予及时和有效的奖赏,对高传统性的员工则可委以更重要的销售责任.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我国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仍处于初创阶段,高管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其薪酬的设置会影响公平感、工作满意度,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综合绩效水平,因此充分发挥高管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尤为重要。通过选取2016—2020年A股高新技术上市企业,实证分析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研发投入在两者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发现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正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正向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研发投入在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了国企与非国企中研发投入中介作用的差异,结合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实证结果对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提出了具体建议。     

党委参与治理、内部控制质量与国有企业绩效

利用手工搜集的2010~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党委参与治理数据,研究党委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党委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绩效;党委以嵌入董事会和经理层方式参与治理能够起到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但党委以嵌入监事会方式参与治理未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绩效;党委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党委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考察党委参与治理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后发现,在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党委参与治理对企业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但在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中,党委参与治理未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党委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CCEIBNU指数的实证研究

以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CCEIBNU指数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全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绩效越高,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家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则未产生任何中介效应;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战略管理能力是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及效果研究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3745家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海外学习背景、海外工作背景、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区域、企业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高管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较两类单一背景更显著;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都能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绩效;区域和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不同地区的企业因地制宜地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以及提高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提供参考。     

双创背景下关键资源获取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新创企业在双创情境下获取关键资源及应构建何种动态能力以助于成长绩效提升这一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利用524家新创企业样本的问卷数据,借助软件SPSS和AMOS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关键资源获取的关系嵌入和资源拼凑方式对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动态能力在其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支持和跨界搜寻方式对成长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且动态能力在其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关键资源获取的不同方式对动态能力具有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对成长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新创企业、国家创业创新政策制定者和投融资市场洞察各类关键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启示。     

智能制造、内部控制、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智能制造、内部控制和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并考察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持续性,且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内部控制在智能制造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薪酬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为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文章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规模、加强企业间交流学习、提升专业化生产服务能力和内部控制水平等。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检验

以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对决策层、核心层及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决策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核心层和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内部支撑行为、核心管理效能提升行为和知识创造行为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跨层级内部支撑行为的调节作用发现，决策层给予低层创新行为的支撑作用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内部控制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年—2011年间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国有上市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环境绩效无显著关系,而民营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绩效。研究还发现:在民营上市企业中,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提高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越大。上述发现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的研究内涵,为研究产权性质对企业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其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及完善公司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17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作用机制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动态能力;个体遗忘强度越高、创业导向越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动态能力在中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中介了数字化转型和个体遗忘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并且在数字化转型、个体遗忘、创业导向三项交互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关系中也起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作用条件,进而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管理者效应——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9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2011—2015年间的短面板数据,对高管特征、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性别、年龄、学历和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环境绩效改善过程中存在管理者效应,且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效应显著;但高管特征的不同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存在差异,高管性别是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方面。最后给出了促进中国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监管与治理对策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违规具有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内外结合共同作案等特点.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违规的博弈分析,提出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监管和违规处罚力度、建立健全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持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改变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机制.     

高管持股、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选取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以及Clogg差异检验公式,在考察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基础上,针对研发投资对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滞后影响,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最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的同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供应链集中度、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上市公司绩效

针对现有文献中关于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和与供应链管理实际脱节的问题,以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在供应链关系管理中的特点,并引入内部控制这一重要的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因素,对供应链集中度和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在上市公司供应链集中度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的集中度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客户的集中度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CEO继任来源、高管团队重组与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基于高管行为整合理论对CEO变更情境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CEO发生变更的情况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且高管团队重组会削弱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这可理解为企业为了抑制高管团队重组对高管团队合作的破坏行为,在高管团队发生重组时,会尽可能地缩小高管薪酬差距以促进高管行为快速整合.此外,相对于内部继任,当CEO为外部继任时,高管团队重组对锦标赛作用的削弱程度相对更大一些,即外部继任的CEO其所面对的高管行为整合程度要远大于内部继任的情形.     

绩效工资强度与薪酬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国内多家不同类型的企业的210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和层级回归的方式探究绩效工资强度与员工薪酬满意度之间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绩效工资强度与薪酬满意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绩效工资强度经过绩效薪酬知觉对薪酬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受到员工层级的调节。     

信息加工理论视角下工作重塑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员工如何适应环境变化是当前学界的重要议题。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探讨工作重塑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以及领导反馈寻求和个体传统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工作重塑对适应性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反馈寻求在工作重塑和适应性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个体传统性负向调节工作重塑和适应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了领导反馈寻求的中介作用。此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为企业精准识别员工适应性绩效的提升途径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