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95-2008年利用FDI质量的评估——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研究

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995-2008年利用FDI质量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利用FDI质量呈先升后降的态势.一般因子(FDI对经济发展的数量贡献)始终是利用FDI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但作用不断下降;制度因子(FDI在制度演进方面的贡献)对利用FDI质量的作用较大,但是随时间推移作用不断缩小;科技管理因子(FDI在科技管理水平提升方面的贡献)对利用FDI质量的作用不断增大,2006年超过制度因子而仅次于一般因子的作用;经济质量因子(FDI在经济质量方面的影响)对利用FDI质量的作用最小,但是随时间变化,作用不断增大.因此,我国利用FDI质量主要由数量贡献决定,利用FDI质量整体水平不高;随着科技管理和经济质量贡献的作用增大,我国利用FDI模式不断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我国引进FDI质量的影响因素

我国利用FDI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利用FDI质量不高,这与利用FDI的模式密切相关.由Ozawa竞争力发展阶段决定利用FDI的模式可以推断,我国竞争力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区位优势决定了FDI质量.本文利用1985-2007年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我国FDI质量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城市化、对FDI的欢迎态度、市场化与FDI的质量正相关;对外开放、科技水平与FDI的质量负相关,基础设施的各个变量并没有如预期的与FDI质量全部正相关,这些发现令人意外,原因可能与引进FDI的模式、某些制度形成的特点、FDI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以及度量FDI质量的指标差异有关.     

各地区吸引FDI之竞争能力的评价与区际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现,然而各个地区对FDI的吸引程度是不同的.并不能简单的从当年FDI实际数值判断一个地区对FDI吸引能力的大小,它会受到包括GDP及职工平均工资等在内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对2003年相关数据的测评,30个地区对FDI吸引能力的强弱大致可以分为4个层次,其中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广东、上海和浙江.分析带来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当年某地FDI实际发生额并不能直接反映该地对FDI的吸引能力.     

中国吸引FDI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

选取全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吸引FDI能力的衡量指标,用2003～2009年度我国31个省(市区)吸引FDI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吸引外资的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政府政策是影响我国吸引FDI能力的显著因素;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政府政策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中部地区市场规模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论文运用统计和协整两种方法分析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FDI通过直接的方式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通过间接的方式即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长三角区域利用FDI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利用FDI在全国的比例达50％以上，并对其GDP的贡献很大。但是，长三角区域在利用FDI上存在着区域利用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不科学、人才政策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缩小长三角区域利用FDI政策效应的差距，建立长三角区域FDI信息共享机制；创新引资模式，转变引资增长方式；扩大FDI利用领域，优化FDI利用产业结构；建立全技能性人才培养与用人机制等。     

湖南引进FDI的质量问题研究

利用FDI的质量可从引进FDI的质量和FDI的利用质量两方面分析,文章从项目平均规模、大中型企业的比例、结构、技术和管理知识含量、实际到位率和污染项目比例等指标实证分析了湖南引进FDI的质量;并提出了提高引进FDI质量的对策.     

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研究

利用2002²010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从区域物流视角分析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因素以及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物流能力不仅对区域FDI产生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提升地区物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间接影响FDI吸收规模。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非均衡增长中的FDI与中国区域投资布局

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单纯数量因素的作用则呈不断弱化的趋势。因此,为了不断缩小FDI区域经济差距,就必须重视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数量的提高和扩大;加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优化,改变一味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做法。     

中部地区引进FDI质量的统计分析

文章运用指标统计分析了中部地区引进FDI的质量。研究发现：从FDI企业平均规模、技术和知识含量看,中部引进FDI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近年来高于全国水平;从结构上看,中部地区引进FDI的质量不断提高,但整体上的质量仍然不高;从资本形成率、出口倾向、实际FDI的到位率看,中部引进FDI的质量整体上比较高。     

地区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放松Barros和Cabral的假定,在跨国公司的决策集为{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情况下,建立动态的博弈模型对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通过优惠政策竞争FDI的福利效应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就一国整体福利而言,地区间吸引FDI的恶性竞争使引进FDI的成本过大,将导致福利损失。针对我国FDI的流向、中西部和东部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提出逐步取消东部地区外资的优惠政策,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外资优惠政策将是我国整体福利的改进。     

FDI与反倾销的关系研究

国外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必要从引进质量和利用质量的角度,定性、定量分析FDI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关系,并探讨摆脱国外反倾销压力的根本途径。     

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

通过采用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提出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概念和评估方法,分1999—2001,2007—2009两个时间段,对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潜力进行了定量分析。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大小的排序体现出近年来15个副省级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的相对地位,以及这15个城市从1999年到2009年利用外资相对地位的变化。通过以上分析研究,为15个副省级城市制定更有效地吸引及利用外资的政策提供建议。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贸易的推进,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将从FDI对东道国的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结构及就业地区经济四个方面的影响来综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的研究成果,最后作出总结并提出展望。     

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及因应策略

为对我国对外投资和招商引资的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作者对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及相关指数,并借助邓宁投资阶段理论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结果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与FDI流入相差甚远,更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因此,促进FDI流入和流出相互协调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切实把握我国FDI流入和流出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     

信息不对称对引进FDI质量的影响

我国利用FDI的成绩令人瞩目,但利用FDI的质量不高。本文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分析表明：在FDI质量信息对称条件下,优惠政策不会导致FDI质量下降;在东道国和跨国企业关于FDI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即东道国利用优惠政策引进FDI时无法识别不同质量的FDI,不同质量的FDI因为对优惠政策敏感度不同,无差别的优惠政策导致了FDI质量下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则递次减少。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保持一致，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东道主生产效率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地区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扩展东道主生产边界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成立，在中部不显著。     

江苏三大区域FDl分布差异原因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3—2007年江苏三大区域（苏中、苏南、苏北）的七个指标——人均GDP、人口、进出口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政府财政支出和教育水平的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检验,并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模型修正。得出结论：苏南地区的FDI流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支出、进出口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苏中地区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苏北地区为政府支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人口和人均GDP。以该结论为依据提出政策性建议,政府应加强对苏北地区的扶持,     

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长期波动的降低和人民币贬值都能促进FDI的流入,而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2005年7月我国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后,保持汇率的长期稳定对促进外资流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可以在短期内调整汇率波动的自由度,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由于GDP增长比汇率变化对FDI的影响更为显著,名义汇率的升值并不会使我国今后的FDI流入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