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环境波动、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以现金持有持续性为调节变量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和相对波动情况下,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现金持有持续性在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波动较小时,较高的现金持有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持续性过量现金持有加剧了这种负面影响;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波动较大时,公司价值与现金持有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持续性过量现金持有削弱了这种正面效应。     

管理防御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以2004～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从管理防御角度,考察了经营者管理防御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防御程度与现金持有价值负相关,其程度在国有企业强于民营企业。为了抑制管理防御行为对现金持有价值的不利影响,本文进一步从管理防御的激励约束机制视角,研究了经营者持股和大股东治理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通过分组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经营者的高持股激励和大股东的高持股控制均能够有效减轻管理防御的代理问题,从而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防御及其激励约束机制与现金持有价值研究领域的内容,而且对相关监管部门也具有参考价值。     

融资约束、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异同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在货币紧缩时期和民营企业中更大;我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能提升公司价值,民营企业持有的超额现金价值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的价值影响不显著。     

交叉上市对现金持有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Fama-French(1998)和Fresard-Salva(2010)的企业价值回归模型,考察了交叉上市对于企业现金持有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公司实现A+H股交叉上市后,由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而在A+B股交叉上市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由于交叉上市公司比非交叉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更好、融资成本更低,投资者更希望企业减持现金,适度加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

从企业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出发,本文引入企业终极控制人进行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终极控制人不同,其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不同.具体而言,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现金流量、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有现金流量、融资成本、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和银行债务比重,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是现金流量、投资机会、融资成本、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和独立董事比例.同时,本文发现,即使是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终极控制人所控制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影响力度也不同.     

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制度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对2004年—200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字塔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金字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就越会持有更高现金水平;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等制度环境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家族上市公司越会实行持有高额现金的政策。     

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对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等特征变量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动机、后果及成因

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边际价值的视角,通过对两类代理冲突进行刻画,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动机、后果及价值减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折价现象,代理理论适合解释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并没有显著减损公司现金持有价值,而国有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造成了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减损,国有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导致了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降低;上市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动机主要是利益侵占。     

控股股东控制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中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确定因素尚不明确,不规则的股利政策不仅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且有损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理念。本文以现金股利为切入点,选用2005-2009年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针对我国特有的国情,从控股股东的性质和两权分离程度两个维度,并结合公司的成长性分析其与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性质及两权分离情况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重要影响。控股股东通过其拥有的控制权获取更多的收益,从而影响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非完善市场条件下的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分析

现金持有是公司财务决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在完善市场条件下,现金持有多少无关紧要;在非完善市场条件下,公司现金持有则受到公司规模、负债率等公司财务特性和公司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此外还会受到股东和债权人保护、宏观经济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研究——基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视角

评价股权结构治理效应的优劣,不能仅关注公司业绩水平的高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稳定性等风险指标同样重要,而且股权制衡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股权制衡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波动程度;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股权制衡度降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效果更加明显。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直接所有权与最终所有权

以往对企业所有权的研究都是基于直接所有权进行的,然而对集团公司的关注,使得对最终所有权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介绍公司的直接所有权结构、最终控制人的识别以及最终控制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情况.     

政府管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

从终极所有权的角度出发,以政府管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首先界定政府管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的概念与内涵,继而深入剖析政府掌握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的内在关系以及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在我国当前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掌握终极所有权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治理环境,研究市场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否降低了这一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我国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较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且其相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也略高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能够降低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但却不能降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