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基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263个地级市2006—2017年的地方投资平台债务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能够在短期显著提振经济增长,并且在长期内仍然有显著促进效应,这说明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率,并未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防范地方债风险的背景下,本文建议在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的条件下,经济衰退期可以执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治理衰退的同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并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长期得到下降。     

西部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甘肃省天水市金融机构信贷情况为个案 ,对西部地区的信贷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 ,近三年来 ,西部地区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伴随高经济增长的是低信贷增长 ;第二 ,基于时滞因素 ,信贷持续萎缩的负面影响将严重制约今后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 ,考虑到西部地区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和财政政策的短期性 。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差异研究——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2年-2007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这说明在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关系受到一系列东道国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从区域交通发展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5年中国2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作用因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的区间效应,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突破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变强。此外,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后发现,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强度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从而提升二者正向关系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居中。     

京津冀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的研究都证实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采取了京津冀地区1979-2008年的进出口数据和地区生产总值,对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得出基本结论如下:长期来看,京津冀地区的进出口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短期来看,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抑制作用;就他们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而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     

中国农业信贷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级地区1993-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农业信贷与农民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调整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业信贷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农业信贷与农民工资性收入之间均存在面板协整关系,这两种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短期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分地区进一步考察后发现,不同地区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效应和短期调节效应不尽相同。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应该深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建立农业信贷资金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乡村基础设施绿色化是“双碳”背景下乡村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有效路径,是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通过选用31个省份2009-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结合偏微分效应分解法研究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对乡村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发现：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直接促进乡村经济增长,通过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地区乡村经济增长;同时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溢出效应为正,中部地区溢出效应为负,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科学规划各地区的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投入,构建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及地区协同机制,助力乡村经济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     

FDI与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相关理论,利用1985—2005年中国东、中、东北、西部四大区域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滞后四期的FDI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滞后两期的经济增长是这两个地区FDI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FDI和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新机遇——陆海贸易新通道

<正>新通道将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管理水平,改变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长期形成的交通不畅、经济闭塞的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近两年,"南向通道"、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在西部地区倍受瞩目,也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和支持。它们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未来将会怎样?本文将尝试梳理和探讨的这些问题。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上述结果主要是由于体制转型、金融部门规模不经济以及“门槛效应“约束等原因造成的.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

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1986-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长期而言,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都不是城市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三大地区金融发展都没有促进城市化进程。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短期因果关系。据此,本文最后提出了简短的对策与建议。     

货币趋势性升值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日本、德国为例

本文对日本、德国货币趋势性升值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实证分析发现: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货币趋势性升值都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机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进行政策引导,以获取经济一体化下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性效应研究

本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变量,利用幕于向量自同归模型(WAR)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对称性差异,货币政策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效应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东部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响应速度最快,敏感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敏感度最低;货币供应量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远低于东、中部地区,且对西部经济的影响呈明显的滞后性.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与农业总产值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农业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在农业占经济重要地位的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加大资金投入,而现阶段信贷资金是农业资金投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农业信贷与农业总产值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掖市位居河西走廊中部,是甘肃省的农业大市,具有典型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特征,本文利用1984-2005年间的数据,对张掖农业总产值和农业信贷余额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做出了实证分析,以便对过去农业信贷的绩效做出评价,并为今后改善金融支持、促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发展和完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用C-D生产函数对农村农业部门1991～2009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产出弹性为0.0327,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来看中部地区交通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加大交通设施的投入不但可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对非农部门1998～2007年30省市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对非农部门的影响不显著。     

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放入到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定,来判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以及这个"挤出效应"是否阻碍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挤入还是挤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阐释了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私人投资,实证结果发现:从全国平均意义上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整体上并未出现供给过度或低效使用,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私人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并且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开放水平的提升可以进一步强化这种正向作用。倘若市场环境和开放程度足够低,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入效应几乎可以忽略。分地区来看,东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依然大于中部和西部。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如果市场环境和开放水平过低,基础设施投资甚至会挤出私人投资。总体而言,市场环境和开放水平对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的正向影响从东到西,依次递增。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提出了有关改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SVECM的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实证分析1990-2008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消费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冲击均高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对投资冲击大于投资对消费冲击,消费和投资未产生相互挤出效应;经济波动以消费为主,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显著增强.     

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机制,并采用Geweke分解检验方法就我国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动态演进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