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偏好、情绪波动与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将消费者情绪波动因素纳入模型,通过引进递归效用函数,使用主观贴现因子、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三个主观偏好参数的变化来刻画情绪波动,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了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情绪波动各参数波动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影响的同时,给出了在中国不同情形下的福利成本估计,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波动可预测性的福利分析

使用一阶自回归随机过程来描述中国的消费波动,并重新估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和消费波动的可预测性是正相关的,并且在一阶自回归假设条件下计算出的福利成本略低于独立同分布情形。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A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A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从技术的推进到思想的拓展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早期量化分析认为,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成本微不足道,这一结论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后续研究中,这一领域在技术和思想上不断推进,尤其是增长效应、危机效应等新的福利机制不断被挖掘出来,使得我们对经济波动影响社会福利的机制有了更深入了解,也使得早期结论受到相当的质疑.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λ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λ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国际收支失衡、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在理论上探讨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运用3SLS和系统GMM方法,结合中国1982-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负相关,其中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加剧了经济增长波动性,资本项目收支失衡是形成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经济增长波动性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因此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福利分析的视角

卢卡斯(Lucas,2004)声称,对收入分配的关注是经济学中最具诱导性和危害性的倾向之一,因为与改进生产的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分配当前的产出来改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潜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关心收入差距问题。文章认为,卢卡斯的论断无法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最优,较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顾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福利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问题。     

波动减缓增速视角省际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研究

经济波动减缓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研究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新视角。经济波动不仅直接降低居民福利,还通过减缓经济增速间接降低居民福利。本文基于考虑波动减缓增速的拓展模型,使用1985—2007年省际数据测度经济波动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发现:各省份福利损失完全不同;所有省份福利损失明显大于已有研究结果,是采用基准模型测度结果的12—22倍;人口加权后地区福利损失存在显著差异,沿海福利损失超过内陆。为改善民生,须降低经济波幅,稳定政策应具有地区差异化特征,地方政府应以政策实施者身份介入稳定经济的过程;还需弱化居民消费波幅,重要政策手段包括提高并协调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构建风险控制系统、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的间接福利效应差异研究

本文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影响引入福利损失模型,构建了量化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间接影响模型,并采用1985-2007年全国以及28个省市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异质居民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通过负面影响经济增速给居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间接福利损失,忽略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速的联系得到的福利损失估算值存在低估问题;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农村居民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都倾向于大于城镇居民。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中国政府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保持城乡差异化经济的平稳性。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

本文对 1 998— 2 0 0 2年中国经济运行所出现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进行了考察 ,尝试归纳了这五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库所增添的新内容 ,并通过国际比较 ,提出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能否走出一条在 8%— 1 0 %的区间平稳运行的新轨迹 ,以及相应地要牢记我国历史上多次经济过热的教训。     

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1985年，卢卡斯在芬兰赫尔辛基所做的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波动福利成本问题（演讲稿于1987年出版），他以美国相关数据为依据，认为波动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很快就有人提出反驳意见。从此有关波动成本的争论就持续不断，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显然，波动福利成本对于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和宏观政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讨论这一方面的研究状况。     

食品行业增长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各行业波动的综合反映,也是各行业波动的原因,波幅的大小决定于各行业的自身特征和行业比重。将产业关联作为食品行业增长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然后通过HP滤波法分解出二者的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和格兰杰检验了食品行业和实际GDP在水平值、增长率及其波动成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实际GDP产出波动将引起食品行业产出波动,其他形式下二者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食品行业稳健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分析

通过对成功跨跃“中等收入陷阱”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经济与福利增长的机制分析可知：拉美在中等收入阶段过早实施了福利增长计划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韩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均衡的经济与福利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建立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     

劳动力成本、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基于Stockhammer-Ederer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江西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投资产生负效应,但对居民消费却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对总产出及经济增长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内需拉动效应呈U型变动趋势.因此,政府应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经济波动对中国有较深的影响.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方面,对贸易的影响较小.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多为必需品,需求弹性小.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